武汉，29岁女子干女士在一次争吵后离家，不久便在地下停车场被其丈夫张某驾车碾轧、拖拽8.5米，最终身亡。此案自侦查阶段进入审理以来，已经历 三次开庭，均未当庭宣判。近日，法院公告称将于 2025年9月26日再次开庭，引发公众高度关注。案件的关键在于：张某的行为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故意杀人”？ 不同定性，意味着法律后果截然不同。 2018年，干女士与张某相识。初识时，二人被对方的外貌与性格吸引，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2019年12月，他们在家人认可下登记结婚。 婚后不久，干女士怀孕。此时，张某却性情骤变，常常情绪失控，甚至动手殴打妻子。干女士一度想要离婚，但考虑临近分娩，只能暂时忍耐。 2020年11月，女儿出生。可家庭并未因此重归温情，张某仍然脾气暴躁，还多次挪用干女士的钱款偿还信用卡。感情与信任彻底破裂，干女士决定等孩子稍大后便诉请离婚。 2021年3月2日，她向法院正式提起离婚诉讼。按照程序，法院当日未能直接判决。 2021年3月6日清晨，夫妻再度争吵。干女士提及父母借给张某的 30万元未归还，心情极度绝望，当即摔门离开。 几分钟后，张某也下楼至地下停车场，准备驾车外出。就在此时，悲剧发生。 张某声称，他并不知道妻子在车下，启动车辆后未感到异常，直至行驶 8.5米才感觉车底异样，停车查看才发现干女士被拖拽。他随即拨打110与120，但干女士最终因伤重不治。 3月7日，张某被刑事拘留；3月19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干女士家属对“过失致人死亡”的说法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车辆底盘较低，常人很难自行钻入车底。即便为躲避殴打，也有其他空间可避，不可能选择极度危险的车底。 家属委托的法医通过尸检与案情结合，提出另一种分析：干女士左大腿前外侧有淤青，不排除先遭车辆撞击；颈部疑似存在扼压痕迹，可能被掐致窒息；随后又遭车辆碾轧、拖拽，导致肝脏等重要脏器损伤。 若这一结论成立，意味着张某可能先对妻子实施了致命暴力，再利用车辆制造“意外”的假象。这一推测与张某的辩解——“妻子自行钻入车底”——明显相悖。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量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导致死亡，但因疏忽未预见，或虽已预见却轻信可避免。 若证据能证明张某确实未注意到车底有人，其行为可能认定为过失。 而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是指行为人明知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仍然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若证据链条完整，证明张某先行施暴，再故意驾车碾轧，则将以故意杀人罪论处，量刑可能高达十年以上、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两罪在主观心态与客观行为的认定上差别极大，因此证据成为裁判的关键。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强调：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也就是说，张某的辩解不足以成为定案依据，必须结合物证、人证、鉴定意见综合判断。 目前的分歧点包括：法医鉴定结论：是否能明确认定窒息死亡或撞击先后顺序？车辆痕迹勘验：车身、底盘是否留有符合“碾轧痕迹”的物理证据？监控视频：停车场是否有监控记录案发全程？ 若这些证据能够连贯支撑“先施暴后碾轧”的链条，法院将更倾向于认定故意杀人。反之，如证据不足，则可能只能按过失致人死亡处理。 本案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干女士在婚内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三条，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考虑家庭暴力情节。 而在刑事案件中，若能证明张某长期存在施暴行为，则对其主观恶意的判断也有参考价值。反复殴打、经济控制，再到最终致命事件，可能构成累积性证据，指向“故意”的倾向。 案件尚未宣判，第四次开庭也许会出现新证据。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此案都提醒社会：家暴不是家务事，司法认定不是简单的口供与辩解，而要有科学的证据与法律的逻辑支撑。 对于干女士而言，生命定格在29岁；而对公众而言，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提出了更深刻的追问：在家庭与婚姻的密闭空间里，当暴力与控制不断累积，我们能否更早介入，避免走到“故意”与“过失”的争论，避免一条生命被碾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