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男子醉酒后将女子拖进玉米地施暴，还用玉米棒侮辱死者，作案后连夜逃走。24年间，他以为逃过了法律，直至被捕才辩称是“激情犯罪”，要求从轻处罚，但法院的最终判决大快人心。 那是一个深夜，22岁的小郭骑着自行车回家。村口的路要经过一大片玉米地，夜风吹动叶片，发出沙沙声，让本就心慌的她加快了速度。就在即将驶出时，一个男人从路边冲出，一把将她拽下车。小郭尖叫，男子立刻捂住她的嘴，将她死死拖进玉米地。 田间没有灯光，四周寂静。小郭竭力反抗，但男子醉酒后力气更大，动作粗暴。他撕扯衣物，小郭拼命挣扎，大声呼喊，可当时已是凌晨0点，村里人都已熟睡。男子害怕呼喊声引来他人，掐住她的脖子，用力按压口鼻，并多次击打头部。小郭很快失去意识，呼吸停止。 发现她已经没有气息，男子并未停手，反而做出令人发指的举动——折下一根玉米棒，塞入小郭体内。之后，他骑着小郭的自行车，连夜逃走。 案发时，警方展开侦查，但因当年条件有限，案件陷入僵局。小郭的家人多年寻求真相，却始终未能等到凶手落网。直到24年后，随着DNA技术进步，警方锁定嫌疑人崔某某。 面对证据，崔某某供述了案发经过。他称当时饮酒后路过，心生歹意，将小郭拖入玉米地。作案后心虚逃跑，之后几十年间再无违法犯罪行为，到案后也如实供述，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然而，法律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宽容。法院审理后认定，崔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并且属于加重情节，应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法律层面看，这起案件有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崔某某是否构成强奸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崔某某醉酒后强行将小郭拖进玉米地，在其反抗中实施了暴力，并造成严重后果，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 更重要的是，该条款明确规定：若在强奸过程中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崔某某捂口鼻、掐脖子，直接导致小郭死亡，这一结果正是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因此法院适用死刑，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是否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罪是指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明确意图。崔某某的初衷是侵害，而非直接杀人。他之所以捂口鼻、掐脖子，是出于掩盖行为、防止呼救，虽导致死亡，但其本意不在杀人。司法认定中，这类情况一般归入强奸罪的加重情节，而非单独认定为故意杀人。因此，法院判决的罪名是强奸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 辩护人提出所谓“激情犯罪”“多年守法”“有坦白情节”，是否能减轻？ 在刑法中，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以影响量刑。但崔某某属于被侦查机关通过DNA比对锁定，并非主动投案，不构成自首；其供述也仅是面对证据后的承认，属如实供述，只能算从轻考虑。至于“多年守法”，法律不认可这是抵消严重犯罪的理由。特别是该案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亦未采纳辩护意见，确认死刑判决。 这一案件的判决，彰显了刑法的威慑力，也引发公众对追诉时效的关注。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犯罪经过一定年限未被追诉的，不再追究。但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追诉期限可延长至二十年以上。并且，若在追诉期限内被发现，一律应追究。崔某某的犯罪性质极其恶劣，依法不受时效限制。 此外，本案也给社会留下深刻警示。首先，酒后犯罪不是免责理由。刑法明确规定，醉酒状态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崔某某所谓“酒后冲动”，只会成为加重恶性的重要因素。 其次，侮辱尸体行为极大地放大了社会危害性。刑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侮辱尸体者，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崔某某将玉米棒塞入死者体内，这一举动虽已包含在强奸致死的整体犯罪中，但足以体现其残忍恶性，成为量刑考量的重要依据。 最后，案件折射出性侵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受害人不仅失去生命，还遭遇人格尊严的彻底践踏；家属长达二十多年背负沉重痛苦。公众对性侵犯罪“零容忍”，法律亦应通过最严厉的判决回应社会关切。 24年前，一片玉米地里，年轻女子的生命戛然而止。24年后，法律终于给出最严厉的回答。崔某某辩称激情、辩称守法、辩称坦白，但法律的冷静告诉所有人：恶性极端的暴力性侵，唯一的结果就是最严厉的刑罚。法律的正义或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对于那些心怀侥幸的罪恶，时间从来不是庇护，而是追责的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