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长衡会战，机枪射手何金培不断调整射击位置，寻找最佳射击角度，他准备了250发装的子弹夹4个，他感觉自己的子弹像泼水一样扫过去。 1944年5月的湖南，天色闷到像一块湿棉布。 浏阳城外的土壕塌着边，泥里混了铁锈味、火药味，还有鲜血的新腥气。 机枪座在土包上起伏，像一口喘不过气的黑兽。 何金培趴在枪身后，肘窝抵住潮湿的泥面，身子一点点往前挪，只为找一个更稳的角度。 四个装了两百五十发的弹夹并排躺在脚边，像四块静着的砖头。 他把枪口抬起半指宽，风从侧面刮过来，草梢细细地颤，远处的灰影接近，步幅整齐，喊声短促。 他扣住扳机，子弹像泼水一样铺开去，泥土被甩起来，碎木屑从矮篱上跳起，空气嗡嗡作响。 第一条弹带抽尽，他伸手去接第二条，掌心黏黏的，油渍夹着汗，像握住一条热蛇。 那时的他二十三岁，从四川西充的草坝场村走出来没多久。春天抽签，屋里光线暗，竹筒里签子哗啦啦响。母亲抿着嘴，没掉眼泪；家里三兄弟，轮到他，没人说“不”。 同乡跟着一起走，李正祥、李占凤，名字喊起来干脆。 师部有个同乡的长官，见面笑着发了两块钱，这点温情很快被路上的艰难吞没。 高粱、包谷，硬米里撒一撮盐就算是一顿，草鞋自己编，鞋底磨破了拿稻草再塞一层。 行军一停，大家抢着靠墙根坐下，背把泥印烙成一排。 分到连队那天，他被挑去学马克沁重机枪，理由简单：个头高，胳膊长，扛得动。枪身冷硬，冬天贴上去像被冰咬；夏天它又热得人心里发慌。 训练场上，子弹箱喊着空，他的肩窝青一块紫一块，扣扳机的指节磨出老茧。 慢慢地，知道风怎么影响弹道，知道枪管散热需要几口急促的呼吸，知道“压”和“点”的分寸：压住对方抬头，点掉人群里最惹眼的那个。 长衡会战拉开，长沙头顶烟雾叠着烟雾，前线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重。 到了浏阳，壕沟里躺着水，草根翻出来，带着甜腥。七百米，六百米，五百米，距离在眼睛里缩。 何金培以枪背作尺，微微调整，吐气，不止一次看到一排黑影像麦穗被刈倒。 炮弹在侧后开花，泥块朝他脸上砸来，咸涩的味道灌进嘴里。第三条弹带滑过去，他才发现自己眼睛被熏得发红，像刚哭过的小孩。第四条刚上，他感觉手臂里被什么猛地掏了一把，疼不立刻来，力气先没了。 他低头，袖口湿透，以为腿中弹，试着迈了两步，脚板稳，当即明白是手臂开了口子。 卫生员拎着药盒趴来，撕布条，绕两圈，打个结，很紧；他没抬头，继续端着枪，像抱着一头躁动的牲口，再扣下去，火舌在前端跃起，草丛里又多了几具静下来的身子。副射手蹲到位，他这才退后，拖着略发颤的左臂去后方缠好。 几天之后又回到同一片壕沟，泥还是那味道，风依旧从稻田那边吹过来，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长沙告急的那几天，天色总是更早暗一会儿。 衡阳成了新焦点，城里的人困守，水缸空了，锅底抠得见光。外头传言夸张，有人把那场抵抗比成另一端世界的坚守，报纸上的字很大，可在土坡背后的士兵眼里，只有一件事：顶住，再顶住，烦人的炮声一阵阵，像不肯散的蚊群。 一个传令兵从胸口掏出纸条喊名字时，身边人往往刚把帽檐压低。 有人趴着不动，半边身子还热，泥上有个深深的肩窝印子。 何金培把弹带往回抽，像抽一根缠手的绳索，他悄悄挪了三步，换了角度。狙击手喜欢盯机枪，知道火力点在战场上像眼睛，先把眼睛戳瞎，就好做事。他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试，枪口从三棵小灌木之间探出，又缩回，像和谁捉迷藏。 茶陵这边的攻势是另一种苦。夜里攀城，白天巷战，脚下滑着砖粉，手掌抓住城砖的缝，指尖磨破了也不松。营长带着敢死队硬冲进城，火光照亮了墙面上的弹坑，喊杀声到天亮戛住。 第二天清点，名字少了一排。 李正祥，李占凤，岳逸公，都没回来。傍晚风大，荒郊野外的祭奠毫无仪式，几张纸钱点着，火苗把人脸照得忽明忽暗。 站在一圈的人一言不发，只听到纸灰细细往上飘，像一群灰色的小蛾。有人咽口水发出很轻的声，像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那堆火熄了后，地上留一片黑，鞋底踩上去就带着走，走出很远还看得见黑脚印。 过不了多久，另一种任务来了。春夏之间的一夜，山谷黑得像口井，连呼吸都怕扰了石头。盟军的爆破手带着电雷管，从背包里翻出奇怪的器材，摆弄得极仔细。 团里抽出的加强连分散开，在道路两侧像钉子一样扎住。 监察哨低声报车灯，远处像一串移动的萤火，嗡嗡的发动机响过来，靠近，又靠近。 等整列车都进圈，电流接上，地面同时鼓起一排火球，车身腾在半空，有的贴着山体翻滚，铁皮像纸一样撕开。 敌兵从车后跳下，弯着腰往两侧滚，他的重机枪在高地上打出一根又一根直线，火点沿着山坡撒下去。第一次感到一种纯粹的畅快：自己像抓住节拍，敌人被迫跟着这个节拍乱。撤退信号响起，一线人影往后收，训练过的步伐在黑暗里依旧整齐。 果不其然，山脊那边随即响起迫击炮，炮光一团团蹿起，他们已经不在原地，风从耳边过去，满身都是灌木的味道。 次日传来的统计列着吓人的数字，炸毁多少，击落多少，人都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