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毛泽东的威信是很高，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我就不信了，苏区离开毛泽东就过不了日子了，红军就打不了胜仗了，开玩笑！”凯丰 满腹牢骚。 1935年初，贵州遵义，天湿，地冷，风卷着山里的雾气打窗纸，那些走了几千里的红军干部裹着军大衣坐在窄小的会场里，呼出的白气都没散干净，争论就已经炸开了。 凯丰站了起来，他那个时候年轻，气性重，话一出口便是带刺的。 “毛泽东的威信是很高，可他坚持的那套路线，我不信苏区离开他就过不了日子，红军就打不了胜仗了，开什么玩笑。” 这话一出，空气都像凝固了一下。 他不是平头百姓，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说出这种话，在那个时间点，不啻于在冰上跳舞。毛泽东没有立刻顶回去，只是盯着他看。 后来有人说，那天毛泽东问了他一句：“你读过《孙子兵法》吗？这本书几章？第一篇讲什么？”凯丰愣在原地，一句话都挤不出来。 这个场面，版本很多。 有说毛当场反击，把他问得下不了台；也有说他情绪一上头，自己踩了空。 无论哪个，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在那间屋子里，绝大多数人已经隐隐觉得，毛泽东该回来指挥红军了。只有极少数人，像凯丰，还在死死捧着博古和李德，仿佛那是一张已经褶皱却不能松手的旧地图。 其实凯丰也不是外行，他只是走错了一步——不是军事判断的问题，而是信任。 他信那两个人，信得太久，舍不得放。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家境一般，但自小脾气倔，脑子快。 少年时看过一些革命书籍，就跟着学潮四处跑，后来去了武昌高师，又远赴苏联的中山大学深造。 那时的留苏干部回来后都有些自负，他也是。 他讲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写社论，一支笔能当十杆枪使；但上战场他就怯。 他自己也知道，他那点军事素养，不够红军指挥一个班。 可他还是在遵义会议上指着毛泽东说你不行，他赌的是人气，不是事实。 会后，他被撤了职，调出军事口。当时的政治空气没有那么宽松，那样的错误，不算轻。他一开始还辩解几句，过不了几天就自己把话收了回来。 “我不是反，我只是想说……是不是也该看看别人的方案。” 他没再继续讲下去。 后来红军扭转战局，毛泽东一步步拿回主动权。 凯丰没出声，他看着，他是个会看风的人，但这次他不是跟风。他是真的服了。 张那边闹分裂，他第一个站出来写文章批评。那篇文章写得很辣，笔锋像刀子，把张的“小算盘”写得清清楚楚。毛看了，说了一句：“这个人还行，转过来了。” 整风的时候，他成了主持人之一。 1942年延安那场干部大会，他站在台上，面色沉静，话不多，手不抖。 他开场介绍完，就请毛泽东讲话。 毛讲的是《反对党八股》，点名批形式主义那一套，也批了“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理论家”。凯丰听着，一句没漏。 他知道毛在讲什么，也知道讲的是哪一类人。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窑洞外，抽了半根烟就掐灭了。 他没再讲自己错了什么，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在变。他从一个“死讲主义”的人，变得开始听人说话，听群众说话。 1943年，他拟了个宣传方案，说想借毛主席五十大寿的机会，搞一波系统宣传，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他觉得，这时候该立个旗了。 毛回信说：“现在是困难时期，生日决定不做。至于我的思想，自觉还未成熟，不是鼓吹的时候。” 凯丰读完信，把纸收进抽屉，什么都没说。 有人问他毛怎么回的，他只笑了笑，说：“主席这个人，比我们谁都清醒。” 再往后，凯丰去了东北，办报纸，搞教育，做宣传。 他从不抱怨，说自己调离核心圈。他清楚自己错过了那次站队，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永远接纳。 但他能干，他守规矩，他不乱说话。 他写的文章还是那么利落，讲话一如既往有逻辑，不像个被冷落的人。 他没有孩子，晚年住在北京，常戴顶呢帽，走路略微驼背。 1955年病倒，诊断出问题时已无力回天。他躺在医院那张白床上，说了一句：“还没做完的活太多了。”邓小平给他写了悼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这不是礼貌话，是实话。 一个曾经在生死关头说错话的人，最终能留下一句这样的话，说明他这一生，扳得回来。 这人最后一次出现在毛泽东讲话中，是整风后的一场内部总结会。 毛点了他，说：“凯丰同志，是个改得快的人。” 没谁再提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话。也没人替他解释什么。 只是过了很多年，有人路过延安旧址的干部大会会场，看到主持人那张旧照片，轻轻说了一句：“他也曾顶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