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对日本战俘在苏联的死亡情况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一，从事伐木等野外工作的战俘死亡率最高，在某些战俘营达到了30%。二，从事采矿业的战俘，平均死亡率为23.2%。三，从事挖土豆等农业生产的战俘，死亡率为15.1%。四，从事机械制造的战俘死亡率最低，为9.6%。 1945年秋天，那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被苏联红军一顿钢铁洪流给冲垮了。将近60万的日本兵，放下了武器，成了俘虏。他们当时可能天真地以为，战争结束了，顶多关一阵子就能回家抱老婆孩子了。但他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遣返的轮船，而是开往西伯利亚的闷罐火车。一场长达数年的噩梦，就此拉开序幕。 苏联人可不是来请客吃饭的。二战把苏联打得千疮百孔，青壮年劳动力损失惨重，战后重建急缺人手。这几十万训练有素、组织纪律性强的日本战俘，在斯大林眼里，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免费“耗材”。于是，苏联国防委员会一道第9898号决议下来，这批日本人就被当成“劳动资源”，打包发往了苏联最苦寒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一到地方，日本人就傻眼了。迎接他们的，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和望不到边的荒原。他们身上还穿着在中国东北投降时的单薄军装，很多人在路上就已经冻死、病死了。活下来的人，则被迅速根据身体状况分门别类，送往不同的“工作岗位”。 前面提到的这组数据，冷冰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西伯利亚，你干什么活，直接决定了你的生死。 死亡率最高的，是那些被分去从事伐木等野外工作的，在某些战俘营，死亡率甚至达到了恐怖的30%。 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积雪能没过膝盖，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日本战俘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拿着简陋的斧头和锯子，每天的任务就是砍伐巨大的树木。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巨大的劳动强度，加上严重的热量不足，很多人干着干着就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吃的呢？就是几片黑面包和一碗几乎看不到菜叶的菜汤。在这种情况下，冻伤、肺炎、营养不良成了家常便饭，一旦倒下，基本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这已经不是劳动改造，而是赤裸裸的生命消耗。 其次是从事采矿业的，平均死亡率23.2%。 矿井里虽然不像地面那么冷，但危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劳动保护措施基本为零，塌方、瓦斯爆炸随时可能发生。战俘们在昏暗的矿灯下，每天在粉尘弥漫的巷道里玩命地挖煤、挖矿石。很多人因为长期吸入粉尘，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最终在痛苦的咳嗽中死去。对他们来说，每天下井，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接下来，就是那个让现代日本人破防的活儿了——从事挖土豆等农业生产的，死亡率为15.1%。 挖土豆怎么了？听起来比伐木和挖矿轻松多了。没错，相比之下，干农活确实是“好差事”。虽然同样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起码不用在极寒的野外或者危险的矿井里搏命。而且，干农活的人，多少能接触到一些食物，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偷偷往嘴里塞一两个土豆。在那个连活着都是奢望的环境里，这一点点的食物，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所以，能被分去挖土豆，在当时绝对算是抽到了上上签。 死亡率最低的，是从事机械制造的战俘，为9.6%。 这批人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他们大多是战前就有技术傍身的工程师或技术工人。苏联人也需要他们的技术来修复和操作机器，所以把他们安排在了工厂里。在室内工作，虽然也要忍受饥饿和高强度的劳动，但至少能遮风挡雨，免受西伯利亚严寒的直接摧残。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存活率。 这四组数据，活脱脱就是一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生存指南”。你的价值，不再是你读过多少书，有过怎样的理想，而是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劳动强度，能为这个国家创造多少剩余价值。 当然，除了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气候，医疗条件的匮乏和各种传染病的肆虐，也是导致战俘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伤寒、痢疾在营地里蔓延，一旦染上，基本就是九死一生。 这段长达十余年的苦役，直到1956年最后一批日本战俘回国才算画上句号。回去的40多万人，几乎个个带病，精神和肉体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而至少有6万到10万日本人，永远地把尸骨留在了西伯利亚的冻土之下。 如今，80年过去了。世界变了，但有些东西似乎没变。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不断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美化侵略历史。他们总把自己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大谈特谈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以及西伯利亚的战俘，却对自己的侵略罪行选择性遗忘。 所以，当今天的日本人看到乌克兰人在福岛挖土豆而感到不适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梗，更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反思出了严重的问题。他们不舒服，或许是因为这段历史是他们的“国耻”，是他们战败的象征。但他们更应该想明白，那片埋葬了他们祖辈的西伯利亚冻土，恰恰是他们当年疯狂侵略的最终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