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西安市中院判处了抗日将领、原国军投诚中将军长徐经济死刑并立即执行。 陕西临潼的冬天，风一吹，土就跟着起，像一群受惊的黄鸟，扑腾着钻进人的眼睛和耳朵。 徐经济出生在这里，家里没几亩好地，也没有什么世交亲戚能提携他。 母亲是个勤快人，手里总是有做不完的针线活，父亲的背影常常埋在地里。 这样的孩子，按理说长大了该继承锄头，可他骨子里有股躁气——别人谈天气，他听的是远处的枪声。 1924年春天，他二十来岁，提着一只旧布包，坐了几天几夜的车南下。 那时黄埔军校刚开办，名声传得像春雷一样响。 他到了广州，被分在第一期第四队。 军校的日子，太阳一出来就响哨子，操场上尘土翻滚。 跑步、射击、队列……白天是在枪声里，晚上是油灯下啃厚厚的战术教材。 学校还教飞行，他第一次摸到飞机操纵杆时，指尖都是汗。 那些看不见尽头的天空，比家乡的黄土更让他着迷。 毕业后，他进了胡景翼的部队，当了个排长。 腰间别着手枪，走路总会习惯性摸一摸，像是确认自己真的在军人行列里。 几年过去，升到连长、副营长。 后来调去地方，在西安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再到兰州做警察厅督察长。 那时候的城市并不安生，街面上有热闹的集市，也有暗处的冷刀光。 他管的就是这些刀光不要轻易见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西安成了后方的咽喉。 徐经济当了西安防空副司令，后来是陕西防空参谋长。 日军的飞机成天在天上转，警报一响，城里灯火全灭，只有防空部的指挥台还亮着一盏灯。 他盯着地图上密密的标记，外头的炮声像闷雷。 有一次空袭结束，他站在一栋被炸塌的屋前，瓦砾里露出一本孩子的课本，边上沾着灰，他伸手抹了抹，像是想看清那几个字。 1939年，他成了陕西省政府保安处的中将处长，这个位置既要抓防务，又要管治安。 冬天，他常穿着厚重的军大衣到各县检查防空洞，雪地里的脚印很深，留下的形状第二天就被风抹平。 他和胡宗南的关系不错，这让他在军界和政界都有份量。 后来他被调到中央军校当高级教官，讲课的时候总爱用自己的经历举例，说空袭下的阵型调整，说临战时人心的变化。 那些年轻军官坐在底下，听得直冒汗。 内战的最后阶段，他当了新编第五军军长，兼陕南行署主任。 前线败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后方的空气也开始变得凝重。 1949年冬天，他带着部队在川北投诚。 那一刻，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换了旗帜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可这只是幻觉。 1950年，他被送去西北大学、后来又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整训。 教室里坐满了起义或者投诚的军政人员，白天听课，晚上写思想汇报。 有人认真，有人敷衍，他夹在中间，照着要求写字，不多说什么。 到了1951年，风向彻底变了。 镇压反革命的枪声在全国响起来，很多旧军政系统的人都在名单上。 他被捕的那天，西安的街上照常有人买菜、吆喝、推车，没人敢停下来打听。 具体是法院还是军法处判的刑，后来一直有不同说法，但不管哪一种，过程都很快，像一场不留喘息的秋风。 消息传到熟人那里，他们的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出声。 三十二年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他平反，说恢复起义投诚人员的名誉。 那年，街上已经跑着公共汽车，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对这个名字没有半点印象。 那张盖了红章的文件，或许在某个抽屉里静静躺着，可他已经无法看到了。 有一次在旧书摊上，翻到一本发黄的抗战回忆录，扉页的落款写着他的名字，笔迹端正，墨色早已褪去。 旁边摊主吆喝着卖碟片，声音盖过了风。 那一刻，像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回过头，看了你一眼，又消失在人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