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总对内陆人有偏见？影帝梁家辉道出真相：“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 在香港演艺圈，梁家辉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拿奖拿到手软，演什么像什么，可比他演技更出名的，是他那句直捅人心的感叹：“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他说被英国人管了一百多年，回归前，香港那几代人，心里压根没有“祖国”这个概念。 这话从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影帝嘴里说出来，分量自然不轻。这并非无病呻吟，而是他前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他看得明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香港就像个文化孤岛。 一边是像他父母那样，从内地过来，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在陌生的环境里扎下根、填饱肚子，至于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在生存面前都得靠边站。而另一边殖民教育干了上百年，系统性地把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从课本里抽走，结果就是养出了精神上无根的一代人。 不过命运有时很奇妙。梁家辉的童年，因为父母工作忙，基本是在母亲工作的电影院里泡大的。耳濡目染之下，艺术的种子悄悄发了芽。谁知后来陪同学考TVB训练班，同学没考上，他这个“陪考”的反而一脚踏了进去，从此跟光影结缘。 真正的转折点，是他遇到了大导演李翰祥。这次合作，让他第一次离开了香港，踏上了北京的土地，拍他人生第一部电影《垂帘听政》。也正是在北京的那段日子，课本上干巴巴的历史名词，头一回变成了他能亲手触摸的故宫红墙。 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与民族屈辱感，让他这个在殖民地长大的青年，第一次真切地找到了血脉里的归属。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北京拍的这部处女作，是他爱国观念的起点。从那以后，这份认同感就再没动摇过。可谁能想到，这份刚在北京扎下根的情怀，很快就迎来了最严酷的考验。 那时的娱乐圈，远比表面光鲜的复杂。香港和内地之间，有道看不见的墙。而真正掌握市场话语权的，是台湾的“金主”。为了不得罪这位金主，保住饭碗，香港艺人去内地拍戏，几乎是行业大忌。可梁家辉偏不信这个邪，他觉得演员的本分就是演好戏，哪里的好剧本、好角色都该接。 他那句“我是中国人，就做中国人该做的事”，在当时听来，无异于自断前程。报复来得又快又狠，《垂帘听政》让他成了香港金像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也彻底惹恼了台湾方面。对方直接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很简单：要么写一份“悔过书”公开认错，要么就接受全面封杀。 圈内好友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低个头，未来还有大好前程。可梁家辉的回答更干脆：我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拍戏，有什么错？他宁可不要前途，也没低这个头。于是最年轻的影帝头衔还没捂热，转眼就沦落到在街边摆地摊维持生计。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这辈子完了的时候，一个女人站了出来，她就是当时香港电台的知名制作人江嘉年。在梁家辉最落魄、人人都躲着他的时候，江嘉年看到的，不是一个被封杀的倒霉蛋，而是一个有原则、有骨气的男人。 她不仅在精神上力挺，更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硬是顶着压力帮他一步步解除了封锁，重回银幕。这段在街头摸爬滚打的经历，没有磨掉梁家辉的锐气，反而成了他日后表演最珍贵的养分。生活的苦，让他对小人物的悲欢有了更深的理解，演技也愈发炉火纯青。 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坚守良知与热爱祖国，并不必然与成功对立。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后来也被他毫无保留地传给了自己的女儿。他时常告诫孩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都不了解，就算跑到国外去，内心深处也一定是自卑的，腰杆挺不直。 回过头看梁家辉当年的“固执”，在很多人眼里或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天真。但在今天当“流量”和商业利益几乎可以压倒一切时，他这种近乎笨拙的坚守，反而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珍贵。他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风骨远比名利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