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成都成为我国西南最大的商业中心,蜀锦已远销各地,魏、吴两国需要的织锦都来自

财先生观天下 2025-08-07 10:59:31

三国时成都成为我国西南最大的商业中心,蜀锦已远销各地,魏、吴两国需要的织锦都来自蜀国。著名的蜀锦,在三国时代就已成为蜀汉对外贸易的专利品。 南朝刘宋人山谦之《丹阳记》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蜀中广记》记魏文帝曹丕面对富丽堂皇的蜀锦赞叹不已:“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 说明蜀锦的花色品种不断发展,种类繁多。诸葛亮常用蜀锦作为礼物,赠送贵宾和友邻。如吴使张温来蜀就赠以蜀锦五端(一端为今六丈),以表示和东吴的友好。诸葛亮还专门遣使带“重锦千端”去吴国,劝孙权与蜀和好,共同对付曹魏。 当时蜀锦也传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兄弟民族聚集的地方,五彩缤纷的蜀锦,也就成为兄弟民族特有的传统服饰。《隋书》《地理志》记载,蜀锦到了隋代,依然是“绫锦雕缕之妙,侔于上国。” 唐朝曾推行过两项重要制度,即“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均田制”中规定,每个男子给田百亩,必须用二十亩植桑。 “租庸调制”中规定“调”是征收丝织品,“庸”是农民可以用交纳绢帛的办法代替服劳役,这样的制度更有利于桑蚕丝织业的发展,使蜀锦在设计和织造技艺上有了重大的发展,有的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欧和日本,称“蜀江锦”是唐代蜀锦的代表。 至今日本的正仓院和法隆寺还藏有“蜀江小幡”、“蜀江太子御绢伞”的残片,日本人民把它当做异国珍宝。判明了其中的宝相花纹锦、方胜兽纹锦、盘球胡王锦、盘球狮象锦、球路孔雀锦、球路双凤锦、球路对马锦、球路对雀贵字锦、大窠马大球锦和对鸡对羊灯字锦等,都属蜀地织锦。 唐人对于蜀锦更是赞叹不已,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作《浪淘沙·锦》诗曰:“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定晚霞”,对绚丽蜀锦的赞美。 据说在唐中宗时,为了满足其爱女安乐公主的豪华生活,宫廷织署专门从四川为她用百鸟羽毛夹彩丝织成百鸟裙和百兽鞋,百鸟和百兽均神态各异,色彩绚丽。 在日光和灯光下可显现出不同的颜色,真是技精艺绝,巧夺天工。唐代丝绸确实在我国漫长的丝绸史上放射出了奇异的光辉。 北宋时,全国进贡的丝绸总计为三百五十万余匹,东南和四川共计二百五十七万余疋,占全国进贡数的73%。文学家欧阳修曾经用诗句描绘丝绸业兴盛的景象:“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 当时建立的成都锦院,是一座完备的织锦工场,拥有织机百台以上,织工数百人,可见其规模之大。宋人张邦基撰《墨庄漫录》记载:“梓州(今三台县)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前世织工所未能为也”。 “宋朝匹帛”岁总收入数的绢,成都府路为337357匹,梓州路为381553匹;各路租税收人的匹帛中绢的数量成都府路为63760匹,梓州路为213396匹,绸的数量成都府路为11703匹,梓州路为19830匹”。 元代锦、缎花色品种更多,如明玉珍墓出土的斜纹菱、云凤纹缎、锦缎被面、褥、龙袍、襦裙及云纹缎袍料、青色软缎袍料等较高级的丝织品,说明了元代四川的丝织品具有较高的水平。 明清时代四川生产的菱、锦质量好,产量高,遍销全国。丝织物需求量如此之大,与皇室王公大臣的耗用有关。宋寇准的侍妾倩桃在《呈寇公》中写道:“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为适应丝织发展的需要,四川还专门设置“绫锦坊”。清代丝织品的染色技术有所提高,当时流行的浅红、大红、谷黄、古铜、鹅黄等色,均居上乘。 现存四川省博物馆的一台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的蜀锦织机,通高近四米,机身长五米余,多用竹、木制成,织锦老艺人可登机操作,织出宽66厘米的提花织锦。 这种运用颜色以深浅变化的多色经向彩条,加上纬向用三梭色纬起花的“月华”锦,便称为“月华三闪”,锦面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谱和绚丽的光彩,是蜀锦艺人继承人蜀锦传统的染丝、配色和彩条牵经技艺等独特的工艺技术风格的优秀代表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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