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北京街头，昔日清朝“铁帽子王”晏森正奋力拉着黄包车，健壮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作为努尔哈赤嫡系子孙、八大铁帽子王后代，晏森1910年继承爵位，却在辛亥革命后失去一切，仅做了一年王爷便沦为平民。[凝视] 1931年9月，一则新闻震惊了整个北平城，报纸以“铁帽子王拉洋车”为题，报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闻：清朝末代克勤郡王晏森，正在街头拉着黄包车谋生。 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许多人专门去找晏森拉车，就为了体验一把“王爷”亲自服务的新奇感受。孩子们更是围着他的车跑来跑去，兴奋地喊着“车王”、“车王”。 晏森，他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克勤郡王的第十七代传人，也是末代克勤郡王。克勤郡王这个爵位可不简单，它的开创者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长子岳托，因军功卓著被封为克勤郡王，世袭罔替，传承了三百年。 1895年出生的晏森，1910年承袭爵位时年仅15岁，按照清朝制度，克勤郡王每年可获俸银1万两，还有大量禄米，足够维持王府的豪华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清朝覆灭，晏森的“铁饭碗”彻底砸了。 没了朝廷供养，年轻的晏森开始变卖家产度日，他首先将整座克勤郡王府卖给了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据说成交价为8—10万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够买200多套四合院。 可惜晏森没有理财观念，整日沉迷于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不到半年时间，卖王府的钱就被他败光了。山穷水尽之际，晏森竟打起了祖坟的主意。 他将门头沟冯村的祖坟地卖给了钟杨家，连皇帝御赐的珍贵驮龙碑也以高价卖给了张学良。张学良将这块驮龙碑运到东北，安放在张作霖的墓前。晏森还砍伐了坟地上的百年古树，全部卖给木材厂换钱。 这次又得到五六万大洋，但晏森依旧不知节制，很快再次挥霍一空，到1931年，走投无路的晏森只得到车行领了一件印有号码的坎肩，正式“下海”当起了洋车夫。 在那个年代，北平城有超过8万名洋车夫，他们是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据统计，当时北平每3个有职业的人中，就有1个是拉车的。洋车夫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收入的四分之一要交给车主作为租金，剩下的钱勉强维持温饱。 然而晏森的洋车夫生涯却颇为特殊，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许多人都想体验“王爷拉车”的新鲜感，他的生意反而不错。但即便如此，晏森也没能“东山再起”，因为他一有钱就去花天酒地，永远存不下积蓄。 晏森拉洋车的事传到长春后，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坐不住了，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后，专门派人将晏森接到长春，希望他能在满洲国谋个差事。 可是晏森在东北转了一圈就回来了，据说他觉得给日本人当走狗还不如拉洋车来得自在。溥仪为此十分恼火，但看在宗室情面上，还是给了晏森一些银钱接济。 有了这笔钱，晏森的经济状况暂时好转，甚至在北京买了一套四合院居住。但他的本性难移，很快又将家产挥霍一空，重新过起了穷困潦倒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晏森从此下落不明。有人说他在战乱中饿死，也有人说他逃到了外地，但再也没有确切的消息。 晏森的故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因为他身份的特殊性，更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清朝灭亡后，原本高高在上的八旗子弟纷纷失去生活来源，有的变卖家产，有的给人当差，有的靠社会救济度日。 像晏森这样从云端跌到谷底的虽然少见，但他的遭遇确实反映了那个动荡年代的社会现实。当旧制度崩塌时，那些依附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最难适应新的环境。 从另一个角度看，晏森能够放下身段自食其力，也算是一种勇气。在那个讲究身份等级的年代，一个王爷愿意去拉洋车，确实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 晏森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一个深刻的道理：无论出身多么显贵，如果没有真本事，一旦失去外在的依靠，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他的故事至今仍有警示意义：任何人都不能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安享一生。 时代在变迁，适者生存，那些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掌握生存技能的人，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闯出一片天地；而那些只会坐享其成的人，即使贵为王侯，也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你觉得晏森的选择是对是错？如果你生在那个年代，面临同样的困境，会如何选择？是固守过去的荣光，还是勇敢迎接新的挑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探讨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信源： 京报网——“网红”34号车夫，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