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听说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了“香港废青”，“港独”，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在逃到香港的最初几年，港府尚未设限，深水埗军营、筲箕湾临时营地向难民敞开大门。难民们可自由出入，靠打散工维持生计。 但随着人数激增，问题迅速暴露。1979年，仅一年间就有6.87万人涌入，远远超过香港当时的接收能力。 资源紧张、治安恶化、民怨四起，英殖当局终于在1982年颁布《入境（修订）条例》，正式实施“禁闭营制度”。 从那一刻起，越南难民被迫生活在围篱之中。芝麻湾、白石营、石岗营等地，成了他们的“临时家园”，也是他们命运的牢笼。 这些营地空间逼仄，白石营曾一度塞入超过28000人，几乎一个小镇的人口，却只有简陋的木屋和公共厕所，难民不能工作，不能自由行动，也无法离港，生活几乎完全依赖港府供给。 在这种高度封闭、无事可做的环境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人口开始急剧增长。 一位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工作的护士回忆道，80年代中期，该院每月新生儿中竟有两成是越南婴孩，最多的一晚接生了20个。 为何在营中生育如此高？一是误解政策。许多难民误信“在港生子即有身份”，于是将生育视为“留港通行证”，二是文化观念作祟。 在越南传统中，“多子即多福”，尤其在战乱后期，许多家庭失去了孩子，难免将生育视为一种延续，三是现实驱动。 营中生活枯燥无比，男女混住、缺乏节育意识与手段，在封闭空间内，生育成了某种“消磨时间”的方式。 港府并非无所作为。家庭计划协会曾花费大量资源翻译越南语宣传册，宣传避孕知识，甚至免费提供子宫环等节育工具。 但效果甚微，许多难民将子宫环视为越共强制节育的象征，心生恐惧，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避孕。于是，越南难民营成了香港历史上生育率最高的地方之一。 困在营中的不仅是新生儿，还有他们的父母。1988年，港府在国际压力下启动“甄别制度”，将难民分为“政治难民”与“经济移民”，前者可申请留港，后者将被遣返。 许多人在甄别中落入“经济移民”范畴，面临强制遣返。抗议、绝食、自残、骚乱接连爆发。 1992年，石岗难民营爆发大规模冲突，数百名难民试图冲破围栏，被港警强行镇压。 而那些留下来的难民，也未必过得安稳。他们的孩子，多在营中出生长大，教育资源匮乏，社会接纳度不高。 成长过程中，他们既不被港人视为“自己人”，又早已脱离越南文化，成了身份模糊的一代。 媒体上有声音称，这一代人中，有人混迹街头，成为“废青”，甚至参与港独活动。这样的标签，简单而粗暴，却难掩其背后的结构性悲哀。 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缺乏上升通道的群体，面对现实困境，难免生出对社会的不满。激进化，不是他们的原罪，而是社会裂缝的投射。 多年来，他们或归化为港人，或被遣返，或悄然消失在人群中。港人记住的是极少数的“问题青年”，却忽略了沉默大多数的辛劳与挣扎。 这场持续三十年的难民潮，不仅带来人道挑战，也留下经济账本。联合国承诺的安置费用长期拖欠，港府估算至2000年，累计欠款达16.1亿港元。 单是白石营在关闭前，每年就需耗资超过千万维持运营。更何况，营地关闭后，政府仍需为滞留者提供基本生活补助，成为长期财政负担。 与香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的处理方式。广西、云南等地也曾接收越南难民，但多以“归侨”身份安置，分配土地、安排工厂工作，迅速实现社会融合。 信息来源： 《香港如何成为越南难民的“第一收容港”》——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