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人意料的是，行刑前，他忽然提出一个请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在场的士兵一时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背负滔天血债的人，竟然在生命终点，还在意自己的头。 这个“了明禅师”，不是普通和尚。他原名雷恒成，北洋军阀旧部，曾在1927年亲自参与对李大钊的缉捕。那个春天，他手持逮捕令，带着兵冲进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他不是普通军警，是主事人，是踩着李大钊肩膀往上爬的人。 行动干脆，手段狠辣。李大钊被他拖出使馆，囚禁在顺天府看守所。雷恒成担任主审，参与审讯，操控流程。最后那天，二十名共产党员在法场被分批处决，李大钊排在第一。绞刑架下，没有留情，没有犹豫。执行人正是雷恒成的部下，他本人冷眼旁观。那时的他，正值壮年，衣冠楚楚，腰间别枪，满脸自得。 这一幕，被历史记住。可雷恒成自己，却试图从中抽身。他很快脱离军队，辗转南方，隐姓埋名，最后藏进庙里，剃发为僧，取名“了明”。他不是为了出家，而是躲避。他知道，李大钊之死迟早会翻旧账。而他，只能藏，藏得越深越好。 多年过去，社会变天。政权更迭，人民政府稳固。那年，北京的举报信像潮水般涌入公安局，其中一封格外醒目——有人说，在城郊一个小庙里，有个和尚年纪七十多，说话带北洋口音，行止反常。调查人员进庙，一眼就看出端倪。他的脚不是僧人走出来的，是军人站出来的。盘查、比对、追溯，身份渐渐浮出水面。他，就是雷恒成。 他否认。他说自己出家多年，与世无争。可档案摆在眼前，历史不会说谎。对质之下，他终于承认。他没想到，这桩案子居然能翻出来。他以为李大钊的死已经尘封，他也以为庙门能抵挡追责。 被捕之后，他沉默了好几天，不喊不闹。审讯室里，他低头垂眉，任人提问。有人以为他悔罪了，也有人说他认命了。可没人预料到，他会在行刑那天，开口说出那句“别打我头”。一句话，听起来平常，却像冷水泼在热石上，让人说不出滋味。 他害怕。他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得不体面。他在意自己的头。他知道，一枪打胸口，人还能“完整”；打头，那就是爆裂、粉碎、血肉模糊。他想留下最后的形象，哪怕是尸体上的一点尊严。他不怕被认出是凶手，但怕被毁掉最后的轮廓。 行刑那天，天灰地暗。他被押上卡车，绑在刑柱上。枪手站定，命令下达。有人回头看了他一眼，枪口稍微一偏，避开了头。枪响，胸口开花，他身子猛地一抖，随后没了声息。没有喊叫，没有挣扎，只剩地上一摊血。 人群散去，他的尸体被装袋运走，没人收尸，也没人落泪。新闻稿后来简短公布此案，点明了身份，交代了罪行，也提到了那个临死请求。有人冷笑，说他死得不配体面。也有人感叹，人之将死，还是想保住一点脸面。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在历史记忆里，这件事留下了两个重影：一个是1927年春天的刑场，一个是1953年夏天的枪决台。雷恒成两次站在死亡边上，一次是操控别人的命，一次是交出自己的命。 他没后悔。他只怕丢脸。他没忏悔。他只求不毁容。他一生做了最重的事，却在最后一刻想留下最轻的体面。这不是洗白，是逃避；不是尊严，是虚伪。 李大钊死得悲壮，雷恒成死得沉默。一个是为信仰赴死，一个是为自己求全。历史不会忘，也不能忘。每一个像雷恒成一样的人，都会留下痕迹。即使躲进庙宇，即使剃发为僧，也躲不过历史这道清算的枪口。 所以，别问他为什么求“别打头”。他知道自己该死，只是不想死得太难看。他活得太久，死得太晚。他的故事结束了，李大钊的事，却一直被人记着。不是因为死亡方式，而是因为死亡的意义。谁死得更体面，历史早就给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