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西安的几位农民正在田里干活，突然听到上方传来异响，他们抬头一看，竟然发现两枚“炸弹”一样的东西直直朝地面坠落，紧接着，又看到一架飞机向田地急速俯冲！ 1977年6月19日，试飞员王冠扬穿着厚重的飞行服，坐进歼7的驾驶舱时，后背的汗已经把衣服溻透了。 这天他要执行的是环境测振试飞任务，就是要在各种飞行状态下，测试飞机的振动情况，为后续改进收集数据。 随着塔台一声“可以起飞”，王冠扬推满油门，歼7像支离弦的箭冲上天，很快就爬到了8000米高度。 他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先稳住飞机平飞，又做了左右盘旋，接着加速平飞，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 完成这四个科研动作后，他按规程关掉加力，把油门收小，再放下减速板，准备进入下一个测试阶段。 就在这时候，“嘭”的一声巨响从飞机底下传来，震得王冠扬耳膜嗡嗡作响，他低头一看，仪表盘上的发动机转速表指针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 他赶紧来回扳了几下油门杆，可那杆子像是焊死了一样，半点反应都没有。 常年跟飞机打交道的直觉告诉他：坏了，八成是加力导管或者燃油系统的管子炸了，发动机空中停车了。 歼击机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般的空中停车还有机会重启，可燃油系统出问题，就等于判了死刑，天上根本没法再启动。 失去动力的飞机像块秤砣似的往下掉，这时候高度还有7000米，按规定，飞行员完全可以跳伞逃生，要是再拖几秒钟，等高度降下去，想跳都没机会了。 王冠扬的手其实就在弹射手柄旁边，可他压根没往那上面想，他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这飞机是国家花钱造的，上面还装着各种科研仪器，哪能说扔就扔？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也得试试把它飞回去。 那天的风向特殊，所有飞机都是由西向东起降，按说他紧急迫降也该顺着这个方向，这样距离最近，成功的把握也最大。 可王冠扬往下方一扫，心里咯噔一下，这条航线正对着旁边的工厂厂区。 那片厂区里有上百号工人，还有不少精密设备，万一迫降的时候没控制好，飞机一头扎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他没半点犹豫，猛地一打操纵杆，驾驶着失去动力的飞机硬生生绕着机场飞了半圈，改成由东向西迫降。 这时候高度已经掉到1000米了，机场的跑道早就够不着了，王冠扬眼睛瞪得溜圆，在地面上快速搜寻合适的迫降地点。 很快，他盯上了一大片看着还算平坦的空地，可再仔细一看，这块地前面有个小村庄，后面还有个更大的村子，要是直接扎下去，说不定会撞着老百姓。 他赶紧压了压坡度，让飞机往旁边挪了挪，顺手把机翼下的外挂物全都扔在了两个村子中间的空地上，那些东西要是带着落地，威力跟炸弹差不多。 飞机还在一个劲往下掉，离地面只剩几十米的时候，王冠扬突然发现机头前面横着一根高压电线。 更要命的是，左边村子的田埂上，还有几个农民正在弯腰干活，他心里一惊：绝不能让飞机碰着电线，更不能伤着人！ 左手猛地向左扳驾驶杆，硬生生把快要扎下去的机头拉平了。 轮胎擦过麦茬地的瞬间，激起一片尘土，飞机在地上滑出171.2米，终于停了下来，王冠扬趴在驾驶杆上，半天没缓过劲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疼。 等他挣扎着解开安全带爬出来，第一句话就是问跑过来的农民：“飞机没事吧？没伤着人吧？”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他的胳膊被划破了，额头也磕出了血，可他压根没顾上自己。 10年前，也就是1967年，已经在飞行部队干了7年的王冠扬，因为技术过硬被选到630研究所当试飞员。 那时候国家的航空工业还落后，科研试飞条件也差，很多任务都带着风险，可每次有任务，他总是第一个举手：“让我去！” 那时候的试飞任务书，交到他手里就跟军令状一样，1975年到1976年，他和战友一起接了12次科研试飞任务，每次都完成得漂漂亮亮。 有一次为了测试飞机在极限速度下的性能，他硬是顶着巨大的过载，把飞机开到了设计极限，下来的时候脸都憋紫了，缓了半个小时才能说话。 就像这次迫降，他看似冒险的选择里，藏着多年的经验和冷静，不管啥时候，老百姓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王震听说了这事，专门去医院看他，握着他的手说：“你真是个英勇的模范飞行员！” 不光是王冠扬，所有的试飞员都是这样，他们开的飞机，很多都是还没定型的新品，身上带着各种未知的风险。 每次起飞前，他们都会仔细检查一遍又一遍，他们的座舱里，不光有仪表盘和操纵杆，还有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 现在咱们国家的飞机越来越先进，歼20、运20这些大国重器翱翔蓝天的时候，可别忘了，当年就是靠着王冠扬这样的试飞员，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蹚出了路。 他们用自己的胆魄和技术，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中国的航空事业一步步赶了上来。 （信源：王冠扬：雷锋式的飞行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