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一天，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阴森的地下室里，袁殊被反绑在刑讯椅上。特工头子李士群冷笑着摊开文件,那是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和爆破计划。 空气凝固了，李士群拔出手枪抵住他的额头：“要么合作，要么就地处决！”袁殊却异常平静，只回了一句话：“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但这句话却让李士群瞬间变了脸色，最终收起枪匆匆离去。 岩井英一作为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情报负责人，是汪伪不敢轻易得罪的人物。正是这层关系，让袁殊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袁殊的经历像一个传奇，他1911年生于湖北蕲春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幼年因家境贫寒随母亲到上海投亲。 12岁就在印刷厂当学徒谋生，后来得到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的机会，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1927年，少年热血的袁殊加入北伐军，但“四·一二”政变让他目睹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愤然离开部队回到上海，投身进步文化活动。 转折发生在1929年，有人资助他去日本留学，他在早稻田大学专攻新闻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这让他开始逐渐转变。 1931年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周刊。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弥漫，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等五人被秘密杀害，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 袁殊冒着生命危险，以“读者来信”方式巧妙披露真相，震动文化界。 就是他的这份胆识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注意，同年他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调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从此隐姓埋名。 袁殊的智慧在于善用各种社会关系，他通过黄埔军校毕业的表兄贾伯涛牵线，打入国民党中统系统，当上上海“干社”情报股长。又以记者身份接触日本副领事岩井英一，成为日方情报员。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军统头子戴笠亲自登门招揽，潘汉年指示他“机会难得”，袁殊又当上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为了拓展自己的人脉，他还拜入青帮成为“通”字辈成员。 于是，他有了罕见的五重身份，中共特工、国民党中统与军统成员、日本情报线人和青帮弟子。 可这多重身份却也意味着刀尖上跳舞，1939年策划炸毁76号特工总部的行动，因叛徒出卖失败被捕。 面对李士群的枪口，袁殊那句“问岩井”的回应看似简单，实则经过精密算计，因为他深知汪伪对日本人的依附性。 果然，岩井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将他保释。 脱险后，潘汉年指示他“将计就计”，以军统身份与岩井合作组建亲日组织“兴亚建国运动”，实则建立中共情报据点。 袁殊忍辱负重，公开当起“汉奸”，先后出任汪伪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等职，暗中却将日伪清乡计划、兵力部署等关键情报源源不断送往根据地。 1942年，他利用伪职掩护，参与营救被日军逮捕的鲁迅夫人许广平；1944年，他及时传递日军动向，使粟裕部队成功跳出日伪“篱笆墙”包围圈。 他还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准确地预判了日本战略将“南进而非北进”，这些战略情报为抗战作出特殊贡献。 十四年间，他像走钢丝般周旋于各方，始终以中共任务为最高准则。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汉奸罪名通缉袁殊。 中共秘密将他转移至苏北解放区，改名曾达斋继续工作。 1949年后，他在中央军委联络部负责对日美情报分析。 但1955年潘汉年冤案爆发，袁殊受牵连入狱，一关就是十二年。出狱不久又遇“文革”，再被关押八年。 二十年的牢狱摧垮了他的健康，妻子也因此离家失踪。 直到1982年潘汉年平反，袁殊才重获清白。 晚年有记者问起当年“汉奸”身份，他坦然道：“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987年，76岁的袁殊病逝北京，骨灰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历史最终还了他应有的尊严。 从印刷厂学徒到五面间谍，从敌营“汉奸”到革命烈士，袁殊的一生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误解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