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老父问刘亚楼：当年那个高个子首长在哪，我要好好谢谢他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五一劳动节的庆典活动，刘亚楼将大半辈子没出过远门、没热闹过的老父亲，从家乡接到北京来参加。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烟火表演开始时，刘父却无心观看，东张西望，好似在寻找什么。 刘亚楼问父亲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刘父说，亚楼啊，当年给我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我要当面好好谢谢人家呀。 相信不少人看到“高个子首长”的描述，要么想到毛主席，要么想到罗瑞卿。而刘父口中“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不是别人正是有罗长子之称的罗瑞卿。 1929年9月，刘亚楼离开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他因读过中学有一定文化、早先又参加过革命活动，从地方游击队升至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各种军政知识。 有一天，刘父想看望儿子，也精准找到了儿子所在的部队驻地。可是刘亚楼碰巧不在，带队出去执行任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刘父对参加革命红军的儿子本就十分担心，如今自己来找还没见到，心情更加低落。 而且刘父来找刘亚楼可能不是仅仅因为思念爱子，很可能还遇到了什么困难，想找儿子帮忙或合计合计。刘父带着满脸的失望要走时，罗瑞卿拉住他，掏出所有的积蓄递过去，并说自己只有这么多，回去好好过日子，不用担心亚楼。 刘父推辞了一番，但拗不过罗瑞卿，最后在一再感谢下收了。这事，刘亚楼很可能一直不知道，只知道父亲来看望、自己错过了。罗瑞卿不是那种挟恩自重的人，很可能只跟刘亚楼提了一嘴，没提塞银元的事。 建国后的罗瑞卿，应该早就忘记这事了。可罗瑞卿能忘，作为另一当事人的刘父却终身难忘。罗瑞卿就是这样的人，无论身处怎样的职务、有着多高的地位，待人总是豪爽热情。 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时，听说一个被动脱党7年、9年没见面的朋友到延安，立即派人带着马车去迎接。原本是约好了第二天见面的，但他实在想早点见到，便在处理完公务的半夜，摸黑赶去。 朋友见到罗瑞卿十分惊讶。没等朋友开口，罗瑞卿就主动开口解释：“我今天非见到你不可，否则睡不着觉啊。”次日一大早，罗瑞卿给朋友安排好党籍和工作问题，还带着他参加有毛主席在的晚会。 罗瑞卿不在意朋友过往不明的问题，他相信朋友肯定是意外才脱党的。逢人就介绍这是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一点不害怕被牵连。 其实凭罗瑞卿跟刘亚楼几十年的革命感情，给刘父银元这种事，用不着刘父特地来感谢。 刘亚楼参加红军没多久，就成了罗瑞卿的下级，罗是红四军支队政委。当然，他们之间不只是长久的上下级关系，他们的私交也非常好。走过长征来到陕北，刘亚楼跟罗瑞卿同时进入红军大学学习。罗瑞卿跟刘亚楼的职务升迁都比较快，二人还都有一大共同特点：精明干练。两相比较，刘比罗更加锋芒毕露。 罗瑞卿有孩子后，刘亚楼经常从口袋掏出两块巧克力，笑着递给孩子们。那时候的巧克力可是稀罕货，就是不一般的家庭也很少吃过。 建国后的10年里，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刘亚楼是空军司令，两人在工作上有过不少交集。有一次罗瑞卿陪同毛主席，乘飞机从杭州回北京，那时候天气预报和空中通讯都不太发达；飞机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雷阵雨，颠簸得相当厉害。 毛主席就坐在那正常批阅文件，一点都不紧张。最后是飞机驾驶员得到罗瑞卿的允许，试着穿过云层的一条缝下降，结果硬是穿过云层才下降。飞机停稳后，毛主席和罗瑞卿下来，见到脸色惨白、惊魂未定的刘亚楼（罗多年后跟孩子们笑着说起）。 毛主席见状调笑道：“怎么了？今天差点去见马克思啊？”刘亚楼只是苦笑，他是真被吓到了，没想到差点去见马克思的人，却主动开起了玩笑。后来，罗瑞卿和刘亚楼共同给中央写了份报告，从此毛主席外出不再坐飞机，改乘火车了。 罗瑞卿跟刘亚楼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刘患病后，罗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当时刘南下上海接受专门的治疗，罗特地从北京给其写去一封信，叮嘱他不要担心工作，好好休息。 刘亚楼去世的那一年，内心万分纠结，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好战友罗瑞卿跟好首长101之间有什么问题。他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只能试着去消解两人的矛盾，尽可能把两人重新拉到一块。最后一次谈话，刘亚楼凄然地说：“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我刘亚楼现在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刘亚楼病危时，回光返照突然清醒过来，望着一旁的罗瑞卿，断断续续地轻声说出“披肝沥胆”几个字。到同年年底，罗瑞卿听说了关于这位好战友的“揭发”，完全不敢相信。 1977年的一天，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带着孩子前去看望已经复出工作的罗瑞卿，流着泪发誓，称自己绝对没有做那个假证，自己和亚楼绝对不会干那种事，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心里清楚那到底怎么回事，更对翟云英在那10年的生活、工作情况有所了解，便转过来安慰好朋友的妻子：“不要背包袱，好好过日子。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来找我，我跟亚楼的关系你知道，不用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