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左宗棠逝世，慈禧闻讯后急阅其遗折，神色骤变，随即颁旨：“准奏左爱卿临终所奏！”

1885年秋，福州阴雨连绵，74岁的左宗棠病重不起。彼时，大清内忧外患，西北虽暂且平静，东南沿海却暗流涌动。中法战争刚结束，朝廷表面上保住了宝岛台湾，实则已败象毕露，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面对这表面上的“胜仗”，左宗棠忧心如焚，他深知这场战争的损失远不止是士兵伤亡，更是国家战略的严重受损。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强撑病体，写下最后一份奏章，直言国家隐患，极力主张台湾建省，加强海防，发展洋务。这份奏章，是位老臣最后的呐喊，也是帝国暮年的一丝余晖。

左宗棠的一生，充满了波澜壮阔的经历，他从寒门布衣，最终成为一方重臣，并非依靠显赫家世，而是凭着赤诚之心和卓越的远见卓识。他出生于湖南湘阴，年轻时屡试不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之后，他放弃仕途，投身于曾国藩幕府。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没有选择归隐田园，而是投身战火，在战场和官场中不断磨练自己。太平天国起义时，他在浙江、福建保卫疆土，屡立战功，以其严明军纪和卓越的行政才能闻名，在闽浙洋务建设中成绩显著，尤其创办的马尾船政局更是功不可没，致力于以自强之策对抗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

左宗棠声名最盛之时，并非在东南地区的治理成就，而是在西北战场。1875年，新疆局势动荡，阿古柏占据南疆，沙俄侵占伊犁，整个西部边疆危机四伏。朝中意见不一，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集团主张“放弃新疆，保卫沿海”，认为西北地区贫瘠，不值得守卫。但左宗棠据理力争，指出失去新疆将使西北门户洞开，危及京师。他毅然请战，誓言“棺材抬着也要去”，率领湘军西征，凭借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对地缘战略的深刻理解，从1876年开始，用了三年时间收复了天山南北，夺回伊犁失地，恢复了16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为大清保住了西北屏障。

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收复了土地，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国家尊严。在左宗棠的推动下，新疆于1884年正式建省，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现代行政管理模式治理西域，意义极其重大。如此功勋卓著的他却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战后逐渐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期间，虽然他负责福建军务，却屡受掣肘，许多建议被搁置，海军经费被克扣，船政局资金短缺。面对法军的步步紧逼，福建水师仓促应战，最终惨败。左宗棠为此深感痛心疾首，他意识到大清的弊病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只能以死报国。

他最后的奏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直指清廷在国防事务上的短视和保守，尤其强调台湾的重要性。他指出，台湾地处海外，若无力守护，必将为列强所乘虚而入。此前法军登陆基隆，仅靠刘铭传的坚守才保住了阵地，但他认为，单凭一人之力终究难以长久，必须将台湾设为正式省份，加强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他还再次呼吁加强海防，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海军建设，推进船政工业化，提升自卫能力。他的文字不再是往日的平静陈述，而是饱含着病痛和血泪的呼喊。他在奏章末尾写道：“臣病重垂危，伏枕哀鸣，只盼皇上太后念及东南半壁江山，勿使臣死不瞑目。”

这份奏章送抵北京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慈禧太后虽然刚愎自用，但也并非对左宗棠的功劳毫无感觉，最终批准了奏章中的主要建议，台湾建省得以实施，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朝廷还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象征性地开始整顿海防。这些措施虽然意义重大，但却为时已晚。十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台湾被日本侵占，左宗棠当年的担忧一一应验。如果朝廷当初没有对其建议敷衍塞责，或许局势还有转机。

左宗棠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暴露了清廷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他的政敌李鸿章，虽然同为曾国藩的门生，但在战略视野和处事方法上却截然不同。李鸿章主张“海防优先”，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妥协退让，形成了“以夷制夷”的被动局面。而左宗棠始终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在保卫国土的同时发展自主军工，他不盲目崇拜西方，也不排斥新式技术，是近代中国难得的既有传统忠义，又有现代视野的实干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宗棠逝世后，他的奏章虽然备受赞誉，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改变国家政策的转折点。清廷的腐朽积弊根深蒂固，党争不断，财政混乱，洋务运动也在内斗和懈怠中逐渐衰败。他创办的福建船政局由于缺乏后续支持而日渐衰落，海军建设长期滞后，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国家蒙受的奇耻大辱。左宗棠的预警，最终未能唤醒一个沉睡的帝国。

信息来源：《清实录·光绪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