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联将领李兆麟去一个年轻女子家里赴约，刚喝了一口茶后，他感觉有些头晕：“这茶不对劲！”女子冷笑道：“你可以上路了！”  

哈尔滨的冬日，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中央大街，街边的积雪被行人踩得咯吱作响。1946年3月9日下午，45岁的李兆麟将军裹紧了黑色大衣，步履匆匆地穿过人群。他刚从中共哈尔滨市委的秘密会议中抽身，怀表指针指向三点一刻，距离与“故人之女”孙格龄的约会只剩不到半小时。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张字迹潦草的便条，上面写着“水道街9号”，嘴角露出一丝温暖的笑意——他以为，这次拜访能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谁知，这一步踏出的，竟是通往死亡的陷阱。

1946年的哈尔滨，表面上是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实则暗流涌动。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角力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民党特务四处潜伏，伺机铲除共产党的影响力。而李兆麟，这位东北抗联的传奇将领，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他曾在冰天雪地的林海雪原中率领抗联第三路军，与日本关东军鏖战十四年，歼敌无数，夺回城市，声名远扬。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站在哈尔滨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地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嘴脸，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这一天，李兆麟的行程本该万无一失。他在中共北满省委的秘密驻地开完会，原本计划与警卫员李桂林一同返回中苏友好协会。可就在路过哈尔滨日报社时，汽车突然抛锚，警卫员不得不留下修车。李兆麟看看时间，怕误了与孙格龄的约会，留下一张字条：“去孙秘书家，一小时即返”，便独自步行前往水道街。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的雪雾中，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行。

水道街9号，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门前挂着冻得硬邦邦的棉帘子。孙格龄早已在门口等着，脸上带着一丝紧张的笑。她穿着灰色毛裙，蓝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醒目，像极了当年那位救命恩人孙彪的混血女儿。1940年冬，抗联在日军偷袭中险些全军覆没，孙彪背着受伤的李兆麟跑了十几里山路，最终倒在雪地里，临终前托付李兆麟寻找他的俄罗斯妻子和女儿。这段往事如同一根刺，深深扎在李兆麟心头。

“李会长，快进屋暖和暖和，我娘听说您要来，高兴得一宿没睡。”孙格龄的声音柔和，带着几分亲切。李兆麟点点头，踏进屋内，寒气被木门隔在身后，屋里却弥漫着一股莫名的压抑。他脱下大衣，孙格龄顺手接过，挂进衣柜——那件大衣里藏着他的配枪，但此刻，他并未察觉异常。

孙格龄端来一盏热茶，茶香袅袅，杯沿还冒着白气。“我去叫我娘，您先喝口茶。”她说着，转身走向里屋。李兆麟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眉头却猛地一皱——茶水苦涩，带着一股怪味。“这茶不对劲！”他低声说道，话音未落，孙格龄转过身，脸上已没了刚才的温情，只剩一抹冷笑：“李会长，您可以上路了！”

厨房的门帘猛地掀开，三名壮汉如狼般扑出，手中的匕首在煤油灯下闪着寒光。最后36岁的李兆麟倒在血泊中，眼中满是不甘。他曾无数次从日军的围剿中脱险，却未料到，竟栽在自己信任的“恩人之后”手中。

这场暗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国民党特务蓄谋已久的阴谋。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将李兆麟列为暗杀名单首位。 特务头子余秀豪使出毒计，决定从李兆麟的软肋下手。

他们查到李兆麟对战友遗孤的关切，挖掘出孙格龄的背景——她在哈尔滨市政府做秘书，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据称是抗联战士孙彪。余秀豪以金钱和官职为诱饵，辅以对其母亲的威胁，迫使孙格龄就范。

孙格龄利用自己的混血外貌和伪装的“进步”身份，逐渐接近李兆麟，谎称自己是孙彪的女儿，成功博得了他的信任。

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群众集会上，孙格龄以司仪身份再次接近李兆麟，趁机提出邀请：“我娘听说您是我爹的战友，非要请您去家里坐坐。”李兆麟心头一热，想起孙彪的嘱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甚至特意叮嘱警卫员不要跟随，独自赴约，为这场悲剧埋下了伏笔。

之后国民党特务试图散布谣言，称李兆麟因“私会女秘书”被杀，但群众的眼睛雪亮，谣言不攻自破。

李克农亲自带队追查，两个月后，部分凶手落网。1948年，特务刘文升、孙海镜在长春被捕；1949年，阎钟章、刘明晨等人被擒；到1955年，除余秀豪、何士英、孙格龄逃往台湾外，其余凶手全部受到法律制裁。 据东北籍女作家陈纪滢记载，余秀豪逃亡美国后，因赌债缠身于1963年自杀，临终前坦言：“我有罪，杀死了抗日功臣，活该我倒霉二十年。”

孙格龄的结局更为凄惨，她在台湾被国民党抛弃，潦倒终生，最终病死街头。

李兆麟的牺牲，点燃了东北人民对国民党暴行的怒火。他的鲜血不仅唤醒了更多人的觉悟，也让国民党的阴谋彻底暴露。哈尔滨的兆麟街、兆麟小学，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承载着百姓对这位抗日英雄的敬仰。

哈尔滨的寒风依旧刺骨，但李兆麟的精神如同一团不灭的火焰，温暖着这片土地。公道自在人心，英雄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