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2岁的康有为在西湖边偶遇18岁的船家少女张阿翠，一见倾心，想纳为己有。于是，带着礼物去张家提亲，张母直接就问：你有几房太太？

1919年的杭州，夕阳洒在西湖水面上，康有为乘船闲游，目光却被岸边一个洗衣少女牢牢抓住，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二十岁。

1919年的杭州，夕阳洒在西湖水面上，波光粼粼如同一幅画卷。62岁的康有为坐在一艘小船上，船桨轻轻划过水面，发出低低的“哗哗”声。他手里端着一杯清茶，眯着眼打量着远处盛开的荷花，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可就在他抬眼的一瞬间，目光却被岸边一个身影牢牢抓住——一个少女蹲在水边，手里搓着衣服，纤细的腰肢随着动作微微晃动，夕阳在她身上镀了一层金光，像极了湖中摇曳的莲花。

康有为愣住了，手中的茶杯差点滑落。他见过无数美人，可这个少女却让他心跳加速，仿佛时间倒流，让他重燃了年轻时的冲动。她是谁？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

船靠了岸，康有为迫不及待地下了船，连跟朋友解释都顾不上。他打听了一圈，才知道这个少女名叫张阿翠，年仅18岁，是个船家的女儿，家里穷得连屋顶都漏风。得知她尚未婚配，康有为心里一喜，当即决定：这个女孩，他要定了。

可他心里也清楚，自己已经62岁，头发花白，背都有些佝偻，更别提家中还有五房太太，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怕是要闹得满城风雨。可这又怎样？他康有为一生风风雨雨，什么没见过？他认定的事，谁也拦不住。

第二天一早，康有为便带着几个朋友，提着满满当当的礼盒，直奔张家。那是个破旧的小院子，院里一只瘦鸡啄着地上的碎米，门框上还挂着几片剥落的油漆。他敲了敲门，手心竟微微出汗，像个毛头小子。“谁呀？”门吱吱呀呀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探出头来，满脸皱纹，眼神却犀利。

她就是张阿翠的母亲。康有为清了清嗓子，堆起笑脸：“老婆婆，我叫康有为，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张母上下打量他一眼，见他穿着绸缎长袍，手上还戴着个翡翠扳指，心里犯起了嘀咕：这老头子，瞧着不像是普通人，来干啥？

“我想娶您的女儿。”康有为开门见山，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张母一听，手里的扫帚“啪”地掉在地上，瞪大了眼睛：“你说啥？”康有为又重复了一遍，脸上笑意不减。可张母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她猛地一拍桌子，声音都拔高了几度：“你多大岁数了？我家阿翠才18岁！你有脸说这话？”

康有为没想到对方反应这么大，愣了愣，正想解释，张母又冷冷补了一句：“你有几房太太？”这话像一把刀，直戳康有为的心窝。他张了张嘴，却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是啊，他有五房太太，这事瞒不住，可他从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他康有为，晚清维新的大人物，娶几个女人不是天经地义？

张母可不管他是谁，见他支支吾吾，气得直接下了逐客令：“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门“砰”地关上，差点撞到康有为的鼻子。他站在门外，风吹过，礼盒还提在手里，脸上却烧得慌。朋友们劝他算了，可康有为咬紧了牙：他想要的东西，从没失手过。这次，也不会例外。

接下来的日子，康有为使出了浑身解数。他托了杭州城里的卢总督去说情，又送去粮食布匹，甚至许诺给张家两个儿子安排活计。张母起初死活不松口，可架不住日子实在太苦，女儿大了总要嫁人，康有为虽老，毕竟有钱有势，阿翠嫁过去不至于挨饿。

犹豫再三，她终于点了头。可张阿翠呢？她站在屋里，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她不认识这个白发老头，只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没了选择。

婚礼在上海康府办得热热闹闹，宾客满堂，康有为一身新郎装，满脸红光。可他的妻妾和儿女却一个没来，全都用沉默表示反对。康有为毫不在意，他眼里只有张阿翠——那个穿着红嫁衣，低眉顺眼的少女。

婚后，他对她宠得不行，在西湖边买了座“康庄”，亲自教她读书写字，连书法都手把手教。西湖边的石壁上，还留着他为她题的字：“蕉石鸣琴”，字里行间透着几分柔情。可张阿翠呢？她从没笑过，每天跟着康有为出门，眼神却空空的，像个提线木偶。

1927年，康有为70岁那年，在青岛误食毒物去世。临终前，他拉着张阿翠的手，喘着气说：“我走后，你别改嫁。”张阿翠点点头，眼里却没太多悲伤。她才26岁，却已经是个寡妇。康有为留给她一堆书法作品，说是够她用一辈子。

可没几年，那些字画就被贼偷了个干净，张阿翠守着空荡荡的屋子，郁郁而终，年仅40多岁。

康有为与张阿翠的婚姻并非孤例。晚清时期，社会风气虽在变革，但男尊女卑的观念仍根深蒂固。据史料记载，当时不少富贾高官晚年纳妾，多选年轻女子，以示地位与活力。

康有为虽以维新著称，却难逃时代局限。他在《大同书》中描绘的理想世界——废除婚姻束缚、男女自由结合——与他现实中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或许，这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