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将城围得水泄不通。蒋多次派专机接应市长杜建时撤离，最后一次飞机一连等候三天，均被他谢绝。 杜建时本是蒋介石的亲信，他19岁考入军校，后来在陆军大学毕业考试中拿下全校第一，被蒋介石看中，还被送往美国深造，学过炮兵战术，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天津担任副市长，后来升任市长，同时还兼任北宁护路司令，负责把国民党军队输送到东北，可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任职期间，他亲自监督修筑天津的城防工事，和后来的警备司令陈长捷一起，把天津打造成了号称“固若金汤”的堡垒，环城四周有上千个碉堡，地下埋着数万颗地雷，还特意引河水形成了护城河。 然而从1948年11月下旬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悄悄入关，一步步完成对天津的包围。 先是形成距离敌城防二三十里的外围包围圈，再慢慢推进到五六里，最后在总攻前，把包围圈缩小到一两里，士兵们几乎能看清城墙上的守军。 与此同时，城内的局势也乱成一团，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陈长捷虽然是军事指挥官，却指挥不动中央嫡系部队，各路人马各自为政。 南京政府想让天津的工厂、学校南迁，把设备和人才搬到江南，却遭到工商界和师生们的强烈反对，启新洋灰公司的周叔弢、久大盐业的李烛尘等工商界人士联名发电，拒绝南迁，南开大学的师生更是组织纠察队保护校园，不愿离开故土。 就在城内人心惶惶的时候，蒋介石的接应专机一次次出现在天津周边的机场。 作为蒋介石一手培养的亲信，杜建时完全有资格登上飞机，逃离这座即将被攻破的孤城。 第一次接应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和陈长捷商议和平谈判的事宜，面对撤离的机会，他没有动摇。 第二次专机抵达时，解放军已经扫清了天津外围的大部分据点，护城河的水位被解放军通过关闭水闸、引流等方式降低，攻城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依旧选择留在城内。 最后一次接应是在1949年1月上旬，当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经多次向天津守军发出和平谈判的邀请，甚至给出了保护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去留自便的承诺。 蒋介石深知天津失守只是时间问题，再次紧急调派专机，降落在塘沽机场等候，这一等就是三天。 这三天里，机场的机组人员多次联络杜建时，催促他尽快撤离，但每次都得到同样的答复：他不离开天津。 当时的塘沽机场虽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但解放军已经切断了天津到塘沽的主要通道，想要安全抵达机场，需要突破层层防线，可这并没有动摇他留下的决心。 杜建时在天津任职多年，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有人因为嫉妒他的职位，编造他夫人是地下党员的谣言，想离间他和蒋介石的关系。 他也看到了百姓对战争的恐惧，适龄青年担心被抓壮丁，夜晚听到敲门声就心惊胆战，无数家庭拖家带口想逃离，却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港湾。 更重要的是，他多次参与和平谈判的磋商，虽然陈长捷一直等待傅作义的指令，迟迟不愿放下武器，但杜建时心里清楚，抵抗下去只会让这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遭受更大的破坏。 他曾对工商界人士表示，自己不能对蒋忘恩负义，也不愿作为军人投降，但可以接受被俘的结果，前提是尽量保护天津不被战火摧毁。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500多门火炮同时开火，城墙上很快被炸开数道缺口。 解放军采取东西对进的战术，仅用29个小时就攻占了天津，陈长捷等守军将领被俘，杜建时也在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这场战役开创了“天津方式”，为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而杜建时放弃撤离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城内的混乱，让天津城部分工商设施和百姓得以保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