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德国的大街上有一位63岁的老人沿街乞讨，这时候一个中国人上前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中国人民募捐的钱，封面上印有中国南京四个字，老人顿时泪流满面。 1937年的南京就是人间地狱，日军的炮火撕裂了天空，屠刀下生灵涂炭。各国使馆早就人去楼空，商人们也卷铺盖跑了。但约翰拉ベ，这个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代表，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的“老中国通”，选择了留下。 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联合了十几位尚有良知的西方人，在南京城里划出了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这地方不大，却成了25万多中国难民的诺亚方舟。 可怎么才能让杀红了眼的日本兵不闯进来呢？拉贝想到了自己的一个特殊身份——他是纳-粹党南京小组的副组长。这身份在战后让他受尽屈辱，但在当时，却成了救命的护身符。因为那时的纳-粹德国是日本的盟友，日本人再横，也得给“老大哥”几分薄面。 于是，一幅巨大的纳粹旗被高高挂起。拉贝就站在魔鬼的旗帜下，用自己的身体和德国人的身份，一次次把日本兵挡在安全区外。他冲进日本军官的司令部，拍着桌子为难民要粮食；他打开自家院门，最多时收留了600多个无家可归的中国人。白天，他是守护神，晚上，他就在灯下奋笔疾书，把日军的滔天罪行一笔一笔记在日记里。这本后来震惊世界的《拉贝日记》，成了南京大屠杀最不容辩驳的铁证之一。 可以说，拉贝是用一个在西方世界里最邪恶的身份，做了一件最圣洁、最人道的事。他不是军人，却比任何军队都更勇敢；他不是外交官，却完成了一次最伟大的外交救援。 1938年，拉贝奉命回到德国。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把日记交给元首希特勒，就能制止日本的暴行。结果可想而知，他等来的不是嘉奖，而是盖世太保的逮捕和审讯。日记被没收，他被严厉警告“不许多管闲事”。从此，他被西门子公司解雇，失去了工作，只能靠打零工艰难度日。 如果说这只是苦难的开始，那1945年德国战败，则彻底把他推入了深渊。 因为曾经的纳-粹党员身份，他先后被苏联和英国军队逮捕审查。尽管有无数证据表明他从未参与过任何战争罪行，甚至还是个拯救了无数生命的大英雄，但在当时“非黑即白”的清算浪潮里，没人关心这些。最终，法院判他无罪释放，但附加了一个致命的条件：不准工作，财产没收。 这位曾经的“南京活菩萨”，彻底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流浪汉。他一家人挤在柏林西郊一间破旧的公寓里，每天的食物只有野菜汤和干面包。孩子们衣不蔽体，妻子重病在床，他自己也因为营养不良和糖尿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困难的时候，全家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顿饱饭。 拉贝的孙女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真的以为，这个家就要在那个冬天被活活饿死、冻死了。” 就在拉贝一家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中国的朋友写了一封求助信。这封信辗转飘荡，奇迹般地送到了南京。 收信人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高官，也是当年拉贝的朋友。当南京人得知他们的大恩人正在柏林受苦时，整座城市都被触动了。时任南京市长的沈怡，立刻在《中央日报》上刊文，发起了“救助拉贝先生”的募捐活动。 消息一出，应者云集。那不是政府的强制摊派，而是来自民间最真挚、最滚烫的情感。 曾经在安全区里被救过的幸存者，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拿出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金陵大学的教授们捐出了自己的工资；家庭主妇们送来了家里的米和面；甚至连街边的黄包车夫，都把一天挣来的辛苦钱投进了捐款箱。 一个叫李秀英的妇女，当年怀着孕被日军连刺37刀，是拉贝派人把她送进医院才保住了性命。她抱着孩子挤进人群，把家里最后一点钱全捐了出来，她说：“拉贝先生给了我两条命，现在该我们报答他了。” 短短几天，就募集到了一亿法币。在1948年那个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年代，这笔钱的分量可想而知。由于当时中德之间无法直接通汇，南京市政府想尽办法，把这笔钱换成了2000美元，分批寄往德国。 除了钱，南京人民还采购了大量的食品和药品，包括拉贝最爱喝的咖啡、德国香肠等等，每月一次，风雨无阻地寄往柏林。 当拉贝在柏林那个阴冷的冬天，收到第一个来自南京的包裹，看到那熟悉的汉字时，他所有的坚强瞬间崩塌了。他后来在回信中写道：“我的家人和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们……是南京的市民，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来自南京的援助，一直持续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正是这份跨越万里的温暖，让拉贝一家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50年1月，约翰拉贝在柏林平静离世。临终前，他交代家人，一定要把《拉贝日记》好好保存，让后人知道南京发生过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拉贝的外孙女偶然间发现了这本尘封的日记，并将其公之于众，立即轰动了世界。拉贝的名字，才终于和他拯救25万人的伟绩一起，被世人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