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早年经历过多种工作岗位。1979年，他51岁时调任玉溪卷烟厂厂长，这家国有企业当时生产设备落后，烟叶质量差，产品滞销。他上任后先从硬件入手，引进国外先进卷烟机，提高生产效率。接着，他把烟田视为工厂的第一车间，与烟农合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改造土壤和灌溉系统。1986年，他推动烟草公司、卷烟厂和专卖局合并，形成产销一体链条。这套改革让玉溪卷烟厂从年产27.5万箱香烟跃升到更高水平，利税大幅增长。1991年，工厂获评国家一级企业，他本人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奖等多项荣誉。这些变化直接提升了职工收入和福利，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褚时健的改革不限于技术层面，他调整管理模式，强调利益共享。比如，他实施烟叶收购按质论价，激励烟农种植优质品种。1981年从英国购置设备后，工厂产量翻倍增长。1987年，上缴利税达7.63亿元，比前一年增近50%。他还邀请美国专家指导烟叶种植，优化品种和肥料配比。这些举措让红塔山品牌崛起，成为全国知名烟草产品。到1990年代初，红塔集团资产规模庞大，褚时健被视为改革开放先锋。他的管理经验包括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在烟草行业树立标杆，推动整个云南烟草产业升级。 1995年，褚时健案浮出水面，涉及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998年1月，他被监视居住，同年8月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他贪污174万美元等。案件审理中，检察院列出多项证据，包括私分国有资产。辩护方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期，企业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此类问题。律师马军强调褚时健贡献巨大，年收入却远低于市场价值，提出“富庙穷方丈”观点。法庭上，辩论焦点围绕体制冲突和企业家劳动价值。 1998年12月，案件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吸引大量关注。检察院指控褚时健及其妻子马静芬接受巨额钱款，来源不明。辩护律师提出三个问题：企业领导调换随意、企业家主人地位和劳动价值体现。马军认为，转型期新旧体制矛盾不应由个人全担。他还表示判决在当时条件下已属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褚时健在最后陈述中否认大部分指控，只承认违规收入400万作为奖金。1999年1月9日，法院判决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 判决后，褚时健入狱服刑。2002年，因严重糖尿病和心肌梗死等病获准保外就医，时年74岁。他拒绝多家烟草企业高薪顾问邀请，选择与妻子承包哀牢山荒地种植橙子。起步资金来自新加坡华人华侨资助，初时规模2400亩。他们注重技术投入，优化橙子品种和种植方法。2007年，还清借款后，果园扩展到更大面积。褚橙通过电商平台推广，销量逐步上升，2018年产量达1.5万吨。 褚时健在橙子种植中应用工业管理经验，如数据化记录和成本控制。他强调品质决定市场，每季修剪枝条，确保果实甜酸比合适。基地扩展到云南多地，总面积几万亩。他的二次创业证明了专注和钻研的重要性，尽管起步晚，但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吸引技术人员和烟农参与。褚橙成为知名品牌，反映出他一贯的实干风格。 褚时健的故事从烟草到橙子，跨越国企改革和个人创业，体现了时代变迁下的企业家路径。他一生注重解决问题，多次在困境中调整策略。虽有案底，但他的管理方法影响了后辈企业运营。2019年3月5日，他逝世于91岁，留下争议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