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三野副司令粟裕进京公干，偶遇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李部长跑着上前，问：“粟裕同志，你别瞒我了，我儿子是不是牺牲在前线了？”粟副司令听后，给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打去电话，批评：“这是你们工作的失误。” 1950年的北京。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粟裕进京办事，忙得脚不沾地。结果半道上，被李克农给“截”住了。说是“截”都客气了，李克农是一路小跑着追上来的，脸上那股子焦急，根本藏不住。 他问粟裕：“粟裕同志，你别瞒我了，我儿子是不是牺牲在前线了？” 这话一出，粟裕都愣住了。他手底下千军万马，牺牲的烈士名字一串串，但他从没听说过李克农的儿子在他部队里。可看着李克农那张布满血丝的脸，他知道这事儿小不了。一个父亲的直觉，有时候比任何情报都更让人揪心。 李克农这份担心，已经熬了好几年了。他这小儿子叫李伦，是家里的老幺。李伦1927年出生，打从娘胎里就没过几天安生日子。他爹是干啥的？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秘密工作者。所以李伦三岁前，压根没见过爹长啥样，父亲这个词，只活在母亲的描述里。 后来好不容易在上海见了面，家里也跟个情报站似的，人来人往，神神秘秘。陈赓、钱壮飞这些大人物都常来，但对小李伦来说，他们就是些会给他塞糖果和饼干的叔叔。这种日子，教会了孩子一种本能：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 在那会儿，李伦给父亲写封信，都得思量半天，字里行间全是报喜不报忧：“爸爸，我能干活了，家里都好，你别惦记。”李克农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心里能是滋味吗？一面是欣慰儿子懂事，一面是心酸，觉得亏欠了孩子。 这种亏欠感，是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心里最柔软、也最痛苦的一根刺。 抗战爆发后，李伦跟着父亲辗转各地，从武汉到桂林再到延安。耳濡目染，这孩子骨子里早就刻上了“革命”两个字。12岁，就被李克农“抓差”去八路军办事处当勤务兵，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啥都干。毛主席在延安见到这帮孩子时，还开玩笑说：“你父亲可不是什么主任，他是个大特务，不过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李伦长大了。1944年，16岁的他正式参军，进了炮兵学校。解放战争一打响，他就一头扎进了华东野战军，成了粟裕手下的一名炮兵干部。 这小子，真有他爹的风骨。到了部队，他谁也不说自己是李克农的儿子，就凭着一股子猛劲儿往前冲。攻打济南，他指挥炮兵打得漂亮；淮海战役，他在炮火连天的陈官庄、碾庄硬扛；渡江战役，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想来搅局，李伦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开炮，打得对方挂起白旗，狼狈逃窜。 因为战功卓著，他被评为战斗模范，荣立一等功。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提到这个年轻人，也是赞不绝口。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李伦一上前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整整三年，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他想的是啥？很简单，怕父母担心。战场上朝不保夕，今天活蹦乱跳，明天可能就是一抔黄土。他觉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至少家里人不用天天为他提心吊胆。 这份“孝心”，差点把他爹李克农给逼疯了。 李克农是干什么的？搞情报的。他太知道信息的价值了。一开始没消息，他还能安慰自己，儿子在打仗，忙。可一个月、半年、一年、两年……时间越长，他心里越没底。各种可怕的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是不是部队怕我伤心，把消息瞒下来了？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特殊，所以牺牲了也不敢上报？ 这种折磨，比任何酷刑都难熬。所以，当他听说粟裕来了北京，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粟裕搞清楚来龙去脉后，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他立马给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打了个电话，语气很严肃：“李克农同志的儿子李伦在你们那儿，立了功，人也好好的，你们为什么不向家里通个气？这是你们工作的失误！” 陈锐霆也懵了，他哪知道这个屡立战功的李营长，是李克农的儿子啊！ 一场天大的乌龙，源头却是孩子一份笨拙的爱。粟裕很快安排李伦给家里写信。当那封厚厚的、详细讲述了三年从军经历的家书送到李克农手上时，这位在敌人心脏里都能安然入睡的“特工之王”，恐怕是彻夜未眠，读了一遍又一遍。 父子两人，一个上将，一个中将，真正是虎父无犬子。 李伦后来长期在总后勤部工作，为我军的现代化后勤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与父亲之间这场因“爱”而生的误会，也成了一段让人感慨万千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