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这个人很奇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的主力部队都来自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开国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十大将中有六位都曾做过他的部下。 张发奎生在韶关，山里人，客家口音浓得像老酒，一开口就带股硬劲。 他1896年出生的时候，清朝的气数早就快用尽了，乡下的日子，除了种地、挑水、纳税，没别的出路。 家里盼着儿子能跳出农门，可那时候的跳法，无非是读书考功名，或者去城里闯荡。 十五岁，他父亲咬着牙，从抽屉底下摸出十两银子——那是家里好几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塞到儿子手里：“去广州，自己找条活路。” 广州的街道，总是混着米香和汗味。 张发奎一开始进了习艺所，学织布染色。 那时候的他，眼睛还亮，手脚快，想着学门手艺，安安稳稳吃饭。 可辛亥一响，城里乱成了一锅沸水，习艺所关了门，他的日子也跟着断了线。 他没退回乡下，反倒拐进了粤军模范团。 军装穿上身，像是换了层皮，月薪十块大洋，比做学徒时多得多。 因为识字，他被推去读广东陆军小学。 课堂上，老师拍着讲台讲“革命”、“共和”，底下的年轻人眼睛发亮。 薛岳、叶挺、黄琪翔——这些名字当时也不过是同学，谁都没想到几十年后会被写进历史里。 再往后，他进了武昌的第二军官预备学校，冬天的操场上，雾气和呼出的白气混在一起，冻得枪都握不稳。 可熬过来的，都是冲锋时能顶得住的人。 从军的日子，有血有火，也有机会。 1925年，国民革命军改编第四军，他成了十二师师长。 那支旧军队，到他手里像是翻了个身。 他请来共产党人做政治工作，设政治部、开学习会，战士们除了操枪，还得听讲。 军纪也收得紧——不准逃跑，不准赌博，不准沾烟土，嫖娼更是要重罚。 军饷账目贴在公告板上，升迁看的是战功，不是人情。 这样的部队，走到哪儿都硬得像一块铁。 北伐一打响，他的队伍在汀泗桥、贺胜桥接连打出漂亮仗，“铁军”的名头从此跟了他们一辈子。 1927年的夏天，风向突变。 张发奎升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手下是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这支队伍，往后几乎成了三大起义的兵源库。 南昌起义打响时，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都是从他麾下抽出去的。 秋收起义的卢德铭，也出自他的警卫团。 广州起义时，骨干是第四军教导团，叶剑英、叶挺，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总指挥，全是他的老部下。 他对部队里的共产党人，从来不刻意为难。 叶挺早早对他说过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只笑了一声，说了句“好”，就翻页过去。 叶剑英、周士第的身份，他也清楚，可他没赶人。 这种松口，给了共产党人在第二方面军扎根的机会，也让三大起义有了底气。 可政治不是战场。 宁汉分裂时，他选了汪精卫，没有跟蒋介石，更不可能投向共产党。 在他看来，这就是最稳的路——他是国民党嫡系，北伐的功劳摆在那儿，怎么会抛下这些去赌一条险路。 他没想到，这个选择会让他一步步退到边缘。 广州起义爆发前，他刚在广东发动政变，以为大局在握。 等枪声响起，他回师镇压，城里的巷战打得天昏地暗。 血溅在青石板上，很快被鞋底踩成暗色的泥。 这一役，让他在政治上的光环彻底碎了，从握着两广兵权的大将，变成没人问津的将领。 抗战爆发，他被派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淞沪、武汉、粤北、桂柳这些硬仗，他都上了。 日军逼近华南，他能把中央军、粤军、桂军、地方部队都拧在一起，死守阵地。 1945年9月，广州受降，日军第二十三军的军官站在他面前，把佩刀递过来，寒光映在他脸上，那一刻他又回到了聚光灯下。 胜利的热闹没维持多久。 内战开打，他的名字渐渐消失在报纸的显眼位置。 1949年，他没去台湾，也没留在大陆，而是去了香港。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地盘，留在这儿踏实。 他不想再卷进风浪，五十三岁那年，把军装挂进了柜子，从此不穿。 老了以后，他偶尔会翻报纸，看见共和国元帅的名字——叶挺、贺龙、叶剑英……几乎都是他的旧部。 他会停一会儿，不说话。 有一次，他轻声吐出一句：“要是当年没跟错人……”话没说完，就被他自己咽了回去。 窗外的香港，街道上灯火和潮声混在一起。 一个将军，坐在木椅上，手里转着一只茶杯，指尖碰到瓷沿发出细微的声响。 茶早凉了，屋里也安静得能听到墙上的钟摆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