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卫立煌请我党保护他85岁的老母亲，朱德知道后，却不知如何相助，毛主席指示：“马上把他列入战犯名单！”
卫立煌的经历源于东北战场的失败。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被解放军控制，蒋介石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他需要找人承担责任，而卫立煌作为东北剿总司令，成为首要目标。
卫立煌上任后，曾多次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例如在沈阳周边部署时，坚持防御而不主动进攻，这导致国民党军队逐步陷入被动。蒋介石早有不满，甚至派杜聿明前往东北，试图削弱卫的指挥权。
杜聿明到任后，两人意见分歧明显，卫立煌的固守策略与蒋的进攻意图相悖，进一步加深了矛盾。 东北失陷后，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卫立煌，将其软禁在南京。
卫立煌预感危险，不敢直接去南京报到。他先飞抵北平，在傅作义的帮助下，转飞广州，意图移居香港。但刚到广州，特务便包围了他的住所，将其逮捕并押解至南京。软禁期间，卫立煌虽失去自由，但还能接触报纸，了解战局进展。
1948年底，他从报上获知解放军包围合肥的消息。合肥是他的家乡，85岁老母亲和多名亲属居住在那里。随着合肥即将解放，卫立煌担心蒋介石会迁怒于他的家人，作为报复手段。
卫立煌与共产党的关系由来已久。抗战初期，他的部队曾在山西被日军包围，八路军及时出兵解围。此后，卫立煌为表达感谢，秘密运送了大量弹药给八路军，包括上百万发子弹。
这段交往奠定了双方的互信基础。解放战争中，卫立煌反对内战，在东北任职时采取措施，避免与解放军正面冲突，有人因此称他为“七路半”。
面对合肥的紧迫形势，卫立煌决定写信求助。他通过可靠渠道，将亲笔信转交给南京的地下党员，最终抵达朱德手中。信中，他请求保护老母亲和亲属的安全。
朱德阅读信件后，认识到合肥尚未解放，敌方监视严密，营救行动面临巨大困难。他无法立即想出对策，于是携带信件去找毛主席咨询。毛主席思索后，给出指示：迅速将卫立煌列入战犯名单。这个决定表面上看似惩罚，实则巧妙化解了蒋介石对卫的“通共”怀疑，从而避免了对卫家人的报复。
战犯名单很快公布。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发布首批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蒋介石位列首位，其后有李宗仁、陈诚、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卫立煌排在第28位。这个名单的公布，让蒋介石相信卫立煌是敌人，从而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力度。
原本三层看守，包括军警和宪兵，只剩下特务继续监视。这为卫立煌创造了逃脱机会。1949年除夕夜，他收买特务，成功溜出住所，辗转逃往香港。
卫立煌的母亲在合肥安然度过战乱，没有受到国民党方面的伤害。她一直活到1953年去世，当时已近90岁高龄。这得益于共产党方面的保护措施，以及名单公布后蒋介石态度的转变。
卫立煌逃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并于1955年返回大陆，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他后来参与新中国建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直至1960年逝世。
回顾整个事件，卫立煌的求助源于战场失败和个人安危的考量。蒋介石的指责和软禁，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倾轧，而共产党的回应则展示了灵活的统战策略。
列入战犯名单看似不利，实则保护了卫立煌及其家人，避免了进一步的迫害。这段历史并非孤立，它与抗战时期的合作基础紧密相关，也体现了解放战争中争取国民党将领的努力。
卫立煌在东北的作为，曾间接有利于解放军。例如，他拒绝蒋介石的命令，不愿将部队调出沈阳，这导致国民党在锦州等要地的失守，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蒋介石因此视他为眼中钉，但也正是这种不合作，让卫立煌在共产党眼中成为可争取的对象。战犯名单的公布，不仅化解了眼前的危机，还为卫立煌后来的归国铺平道路。他在香港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呼吁和平统一，这进一步体现了他的转变。
这个事件还涉及更广的背景。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忙于应对淮海战役等战场失利，对内部异见的容忍度降低
。卫立煌的软禁，正是这种高压政策的体现。同时，共产党通过统战工作，成功争取多名国民党将领，如傅作义的北平和平解放。这与卫立煌的求助事件相呼应，展示了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性。
卫立煌的家庭因素也值得注意。他的母亲在合肥，亲属众多，战火逼近时，保护家人成为首要关切。这反映了战争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即使是高级将领，也无法摆脱家庭牵绊。
共产党的保护行动，不仅救了卫的母亲，还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母亲平安活到1953年，这段时间内，中国已建立新政权，社会趋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