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主席和杨开慧的真实样貌，都看看吧，一对杰出伟大的革命伉俪！向你们致敬！ 杨开慧从小受家庭影响大，读书早，眼界也不小。 当时别的女孩子还在家学女红，她已经在看《新青年》、琢磨马克思主义了。 她是那个时代极少数能在“男权革命圈子”里游刃有余的新女性，安静，却不被动。 毛泽东第一次见她，是在长沙一师的时候。 那会儿毛是学生，杨开慧是杨昌济的女儿，跟着父亲一起住校边。 毛在班里就出名，喜欢争论，读书杂，讲起话来有种野劲儿。 当时有个场面后来被反复提到：毛拉着一帮人爬岳麓山，披着湿毛巾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杨开慧站在不远处听，看着那个满脸汗水还在激情朗诵的青年，她那种“有点看不懂但觉得很厉害”的感觉，就是最初的印象。 两人的缘分真正续上，是在北京。 1918年，杨昌济调去北大教书，女儿也跟着去了北京。 毛那时刚从湖南来，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一个月才几块钱工资，穷得叮当响。 但那段时间，是他精神上最丰盛的阶段。 他常去杨家蹭饭、谈书，后来就顺理成章地跟开慧熟了起来。 他们那时候谈恋爱，不是你侬我侬那种。 他们讨论的，是工人运动、列宁主义、妇女解放。 他们不是通过看电影拉手，而是通过抄《新青年》、翻《共产党宣言》互相理解的。 两人写信时，一个叫“润”，一个叫“霞”。 看似文艺，实则骨子里是信仰共振。 1920年冬天，两人结婚。 整个仪式极其简单，六块银元、一桌家常饭，没有花轿、没有彩礼、没有请客吃席。 有人说他们太寒酸，其实这正是他们对旧社会婚俗的反抗。 开慧穿一身蓝布衣，坐在桌边笑得明亮，那一天对他们来说，可能比后来的千军万马都踏实。 婚后几年，两人是少有的革命夫妻档。 毛泽东在外奔波策动农运，杨开慧在长沙留守，管着地下联络、文件机要，还要带着孩子应对突击搜查。 她不是“贤内助”，她是革命队伍里能单干一摊的人。 党内很多文件是她亲手抄的，长沙的秘密交通线，她摸得门儿清。 别看她年轻，干起事来稳得很。 她不是那种容易被情绪控制的人，但毛泽东出远门太久、杳无音讯时，她也会偷偷写诗、记心事。 有一次，她在长沙的寒冬里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问他“寒衣是否足？足疾已否痊？” 字字都是真情，句句都不煽情。 1927年以后形势骤变，蒋介石清党，国共彻底决裂。 毛泽东要去江西筹备秋收起义，他把杨开慧送回板仓，说是“安全”，其实也知道可能很难再见。 杨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毛在泥地上走远，这个场景一去十三年。 那一年，她才26岁，已经准备好面对更难的日子。 1928年起，两人完全失联。 井冈山的山路阻断了通信，杨开慧每天靠看国民党报纸上的“围剿朱毛”消息判断毛还活着没。 一边咬着牙工作，一边带着毛岸英和岸青挨过了最苦的三年。 她没离开板仓，也没换名字，更没躲进哪个安全屋。她说她不能跑，她要留在这儿看着这片土地，直到丈夫再回来。 1930年，长沙反动派加强清乡。 杨开慧终究还是被捕了，抓她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拿她当“筹码”的人。 敌人清楚她的身份，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就指望她说几句话，哪怕只是一句“划清界限”，就能换她一条命。 她给的回答，是一句“要打就打，要杀就杀”。 说得干净利落，没有哭。 她说：“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没有一点余地。 有人试图劝她：“想想你那两个孩子。” 她摇头，说：“我已经托付给亲人了。” 在给堂弟的信里，她叮嘱好每一个孩子的生活细节，字迹干净利落，没有怨言。 她没有把牺牲当成悲剧，而是早就清楚自己这条路怎么走，也愿意走到头。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刑场被秘密处决。 当时没有公开审判，没有通知家属，只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拉去执行枪决。 她穿的是提前准备好的蓝布衣，头发梳得整齐，走得安静，也走得干净。 她的死讯传到江西时，毛泽东正在指挥作战。 据后来红军将士回忆，他收到电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没哭，也没摔杯子，就是蹲下来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当天夜里，他给杨家写信，送去了葬礼费用和悼词。 很多年后，1957年，毛在中南海收到一封老友李淑一的来信。李寄来一首纪念亡夫的词，希望毛也把那首旧作《虞美人·枕上》抄给她。 毛没只抄旧作，而是写了一首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开头就是那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后来章士钊问他，这词是什么意思，他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在他眼里，杨开慧不是“妻子”三个字能概括的，她是一个真正的战友，是那种不需要高声喊口号也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存在。 晚年时，毛的子女曾请他写一幅字纪念母亲。 毛没有写“骄杨”，而是写了“杨花”。 他们问为什么？ 毛说：“‘骄杨’是赞美，‘杨花’才是想念。” 这一生里，毛泽东遇到过很多人，也牵过不少手。但提起杨开慧时，他的语气是最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