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因病去世，临终前，她突然向女儿反复叮嘱一件事，话音刚落，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2006年10月，在305医院的一间特护病房里，王光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脸色枯黄但眼睛还亮着。 这天，病房里聚了不少人，她让大家都退一退，只留下女儿刘亭亭。 老太太那天状态不算太差，虽然说话时呼吸断断续续，但神志清楚。她叫住女儿，抓着她的手，声音低低地说了句话：“幸福工程，你得接着干。” 这一句话，把刘亭亭说得一下子就哭了。 她当然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年来，王光美不再过问政治，不再发言，也不写回忆录，更不上台讲话。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扎进了那个名叫“幸福工程”的项目里。 十年了，从启动到成熟，几乎就是她一个人撑起来的。 那一刻，病房里的人都看着她。 她挣扎着要起身，非得给女儿拱手作揖。那动作慢得像一帧一帧的旧电影，抬手的过程仿佛抽掉了全身的力气。 刘亭亭连忙扶住她，哽着嗓子说自己哪敢当，王光美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在场的人很多都红了眼眶。 也正是这一幕，把她这一生的重心，推到了所有人面前。 王光美不是一开始就打算投身慈善的。 她年轻时是辅仁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英文、原子核、翻译统统拿得出手。 放在那个时代，她本可以去美国读博士，过一辈子学者生活。但她偏不走这条路，早早选择去延安，成了中共地下系统里的一名干练女翻译。 认识刘少奇后，先做秘书，后来成了夫妻。 那时候她二十多岁，漂亮端庄，待人和气，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新女性”代表。 结婚没声张，也不摆排场，在中南海的生活反倒比外人想象的清淡。 她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协助丈夫工作，直到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她打进了人生最深的谷底。 1978年平反之后，她重新回到社会。 那时候她其实可以什么都不干，拿着国家给的待遇，安度晚年。 但她回到了工作岗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开始重新整理人生。 就在那几年，她悄悄完成了一件很多人不曾注意的事：帮助宋庆龄完成了“入党”愿望。 那年，宋庆龄身患重病，在病床上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意愿。 王光美第一时间向上汇报，很快拿到了政治局批准的文件。 她亲自将批准书送到宋庆龄手上，那时宋的眼睛都湿了。 不到两个星期，宋庆龄病逝。这段往事王光美从没对外讲过太多，但了解的人都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她做了不该被忘记的事。 到了1995年，她年纪已经不小。 在别人眼里是该含饴弄孙的年龄，但她偏偏选择投身一个没人愿意接手的冷门项目——“幸福工程”。 这个工程，说穿了就是帮助农村的贫困母亲。 在当时，中国还有八千万贫困人口，其中约有一千五百万是身兼养家、育儿、农活的女性。 这些母亲常年体弱、多病、文盲、缺医少药，日子过得一团糟，但往往没人专门为她们设立项目。 王光美看到了，她想干。 她不仅亲自走访贫困地区，还把家里的钱一分不留地投了进去。退休金、积蓄、慰问金，就连母亲留给她的瓷器古董，她也拿去拍卖，拍出来的五十万全数捐出。 她没让人感动得流泪，也不喜欢别人给她贴标签。她干事，只是因为她觉得那事值。 她的秘书、保姆、司机、子女，通通都被她发动去捐款。有人开始还有点犹豫，结果看到她自己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也不好再推辞。 有一回中办发给她春节慰问金，她收下后当天就转账给了基金会，还写了封信交代怎么用。 她从不摆架子，更不会拉人脉走捷径。 她认为公益就该公益的样子：实事求是，花每一分钱都要有结果。 她自己也不在项目上挂名字、不参与奖项评定，只做最底层的协调者、记录者、讲解者。 在她带动下，幸福工程逐渐扩展，成了全国性项目。 它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络慈善，也没有什么“明星背书”，却稳扎稳打地做了十年，累计投入资金上亿元，帮扶母亲几十万，受益家庭过百万。 这一切的推动者，就是一个从秦城走出来的老人。 她只是默默地做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别人问她累不累，她说：“做过牢的人，不怕这个。” 她临终前最惦记的不是名字写在哪块石碑上，而是这个工程没人接手会不会就散了。 她不希望那些刚刚鼓起勇气的母亲们，再被现实压垮。 刘亭亭接下了这份工作，项目一直延续到今天。 到了2021年，累计投入资金已经达到19.38亿元，帮扶范围扩大到29个省市自治区，改善了35万多个贫困母亲的生活，有超过150万人直接受益。 王光美这一生，大起大落皆有过。她出身书香，嫁入中枢，也曾跌入深渊，被抹去名字，被剃去尊严。但她最后选择以行动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不靠言辞，不靠荣誉，只靠一项真正落到地面的事业。 她的离世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没有隆重的国家级悼词。 但她留下的东西，比那都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