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锡联激动地向大家介绍，杨勇可不是一般的将领,他是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曾经担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的重要职务，是经历过枪林弹雨、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
更重要的是，杨勇这次来沈阳军区任职，是总理亲自安排的,陈锡联强调，以杨勇的资历和能力，来当这个副司令员，完全可以说是“大材小用”，大家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和配合,他要求立刻整改，认真筹备欢迎事宜。
陈锡联这番话，让那些原本轻视的干部们羞愧地低下了头，他们立刻行动起来，重新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杨勇乘坐的飞机降落，走出舱门时，陈锡联已经带着军区的主要领导在机场等候多时了。
两位老战友多年未见，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看到军区如此重视，杨勇内心也十分感动。
其实，来之前他心里也有些顾虑，论革命资历，他比陈锡联还要老一点，两人又是旧相识，他担心自己这个“副职”会让陈锡联在工作中感到为难。
但陈锡联表现得非常坦然，明确表示在公事上一定公事公办，这让杨勇放下了心。
刚到沈阳军区时，杨勇确实有些不太适应，毕竟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好几年，对军区的情况也不熟悉，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
陈锡联非常体谅，亲自带着他熟悉军区环境，介绍各级干部，帮助他尽快融入这个集体，对于只担任副职，外界也有人替杨勇感到不平，觉得委屈了他。
但杨勇自己却很坦然，他经历过更艰难的岁月，能重新穿上军装，回到部队为国家效力，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非常珍惜这个工作的机会。
杨勇之所以会经历那段赋闲在家的日子，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1958年，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那时他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不久，总理亲自接见并勉励他要在毛主席身边好好工作，杨勇深感责任重大，决心不辜负中央的信任。
他认为在和平时期，部队上战场的机会少了，更应该狠抓军事训练，保持战斗力，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全军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练兵比武热潮。
北京军区在他的主持下，成绩斐然，涌现出许多像“夜老虎”连、“飞毛腿”连、“铁脚板”连这样的尖子连队，军事技能水平显著提升，中央领导观看后也给予了肯定。
然而，这股练兵热潮却引起了当时权势正盛的林彪的不满，林彪指责这是搞“形式主义”、“锦标主义”，不仅批评了杨勇，还全盘否定了练兵活动的意义。
这个说法遭到了不少军队干部的反对，在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后，杨勇看到林彪一篇关于广州军区的文章，认为其内容“不符合我们军区的实际”。
他顶住巨大压力，坚持提出了“保证生产，训练不退下来”的主张，不幸的是，在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抓训练的正确主张，竟被歪曲成“以军事训练冲击政治”的“罪行”。
在错误思潮的冲击下，一大批像杨勇这样功勋卓著的老将受到冲击，杨勇蒙受了不白之冤，被隔离审查，林彪集团更是企图置他于死地，下令将他秘密关押。
1970年，处境艰难的杨勇又被转移到河北的一个农场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在农场繁重的劳动中，他不慎摔断了腿，伤势严重。
当时只被允许在石家庄治疗，杨勇的妻子心急如焚，无奈之下给总理写信求助，总理得知后，立刻派出专机，将已经发着高烧的杨勇紧急接到北京治疗。
正是总理的果断干预，才保住了杨勇的腿，也为他后来的复出埋下了伏笔，总理深知杨勇是蒙冤的，在他的亲自过问和努力下，杨勇的问题逐渐得到澄清，最终得以重新出来工作。
但由于当时各军区正职岗位都已满员，只能暂时安排他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一职。
尽管经历了多年的冤屈和磨难，杨勇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从未动摇，他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在沈阳军区，他很快展现出老将的风采，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伤腿，深入边防一线了解情况，积极协助陈锡联司令员工作，为巩固东北边防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老革命军人不计名利、为国奉献的赤胆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