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有人问，彭德怀脾气大，志愿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邓华是个例外，彭总的夫人浦安修也说：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 彭德怀的脾气，在志愿军内部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战场上稍有差错，他就可能在作战室里发脾气，许多高级将领，都曾在他的怒火中都曾“中枪”，但令人不解的是，邓华始终是个例外。 这一点，连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都觉得奇怪，她曾私下提过，彭德怀虽然性格刚烈，常常因工作问题训斥下属，却从不对邓华发火，这并不是因为两人私交格外亲密，也不是因为邓华讨巧会说话，而是出于对邓华能力的由衷肯定与信任。 邓华在作战准备方面的细致程度，在志愿军中是出了名的，他所提交的每一份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敌我兵力对比、地形分析、天气评估，还涵盖敌军动向的细致预测，甚至囊括诸如敌方军靴型号、换防周期、战俘供词中的模糊信息整理等细节。 他一向不夸夸其谈，而是让数据和预案本身说话，他的方案通常不止一套，而是根据不同情境设置多个应对路径，考虑到各种突发事件，这样一来，当复杂情况出现时，指挥部总能有据可依，不至于仓促应对。 这种严密、扎实的准备风格，正是彭德怀所欣赏的，他虽然性情直来直去，但从不否定真正有才能的下属，对邓华这种考虑周到、条理分明的人，则愿意放下脾气，认真倾听。 在司令部开会时，邓华发言一向语气平稳，从不与人争抢，但每一次的分析都切中要害，他往往不提出激进观点，而是谨慎指出风险所在，提供更稳妥的替代路径，正因如此，彭德怀哪怕在争论激烈时，也从不对邓华口出恶言，反而在事后反思时更容易接纳他的建议。 第五次战役前，志愿军内部普遍认为形势有利，一些指挥员主张加快进攻节奏，彭德怀本人也认为，应趁敌人尚未稳住阵脚时迅速发动穿插作战，但邓华则持不同意见。 他在分析大量情报后提出警告，认为敌军已经识破此前“定期进攻”的规律，一味强攻将面临重大风险，他建议采用更加灵活的战术，消耗敌人后再图反击，最终邓华的意见未被采纳。 战役打响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志愿军自身伤亡也相当惨重，事后，彭德怀情绪低落，这次经历成为彭德怀对邓华军事判断力彻底信服的转折点。 在后续的部署中，他更依赖邓华的意见，每逢战局变化，彭德怀都会先关注邓华的动向，并在关键节点将具体调度工作交由邓华负责，自己则更多投入大局谋划。 这种高度信任在志愿军指挥系统中极为罕见，尤其在战事最紧张的1952年春，彭德怀因病需暂时回国治疗，他毫不犹豫地推荐邓华担任代司令员兼政委。 在那个讲究资历与战功的年代，此举并不寻常，但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在邓华指挥下，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稳定推进，成功组织了战术反击，保持了战略主动权，为后续的和平谈判争取了空间。 这份战场上的信任，也延续到战后的岁月，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表达不同意见被错误定性，从此失势，邓华也受到牵连，被调离军队核心岗位，两人自此再未见面，可即使身处逆境，彭德怀仍未忘记邓华。 他曾收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赠送的一枚金质烟盒，平日里一直珍藏，晚年病重期间，他将这枚烟盒郑重地锁进保险柜，并留下字条写明“送给邓华同志”，这几个字简洁却分量十足。 直到彭德怀去世，浦安修才将这件遗物转交给邓华，面对这份沉默的馈赠，这位久经战火、屡建战功的老将军无言以对，只是紧紧攥着烟盒，仿佛握住一段过往无法释怀的情谊。 这段沉稳、克制、不动声色的战友情，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并不多见，它不靠言语表达，却在一场场战斗、一句句简短批注中凝固成信任的重量，彭德怀不骂邓华，是因为这份信任，成了一种无声的认同与交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