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众特务的面，一枪击毙了特务处长杨若琛，道：“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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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武汉街头，一声枪响撕裂了军统湖北站的沉寂，空军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持枪而立，脚下躺着刚被击毙的军统特务处长杨若琛。
他目光如刀，扫视着噤若寒蝉的特务们：“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
这一幕，不仅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更折射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在夹缝中求生的艰难处境。
钱大钧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肩负着指挥武汉空中保卫战的重任。
当时中国空军仅有不到三百架战机，而日军投入的飞机数量超过千架。
悬殊的实力对比让钱大钧倍感压力，但他深知蒋介石的性格，命令必须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月21日，一架试飞战机意外击落日军侦察机，从飞行员尸体上的金质领章和翻译出的作战日记中，钱大钧获悉一个惊人情报：日军计划在4月29日“天长节”对武汉发动大规模空袭。
而此时，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武汉外围的空军主力已被调往南昌执行轰炸任务，若不能及时回防，武汉的天空将彻底沦陷。
军情紧急，钱大钧连夜召开会议，一封封电报飞向各处：“速返武汉！”
4月29日，日军40余架战机如约而至。在钱大钧指挥下，中国空军以少胜多，短短半小时击落21架日机，自身仅损失9架。
这场胜利不仅粉碎了日军为天皇祝寿的狂妄计划，更创造了抗战空战史上的奇迹。
但鲜为人知的是，钱大钧在战前要求飞行员绕城飞行以鼓舞士气的举措，竟被军统特务杨若琛诬为“贻误战机”。这种背后捅刀子的行为，彻底点燃了钱大钧压抑已久的怒火。
军统与钱大钧的积怨由来已久，西安事变中，钱大钧作为侍卫长率卫队拼死护主，身中流弹险些丧命。
戴笠却向蒋介石密报他“私通东北军”，若非他当众展示胸口的枪伤自证清白，恐怕早已含冤而死。
这段经历让钱大钧对军统深恶痛绝，杨若琛的诬告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他持枪闯入军统湖北站时，不仅是个人恩怨的爆发，更是技术军官对特务系统的公然反抗。
蒋介石事后非但没有追究，反而让钱大钧兼任军统局长，这场权力博弈的结局耐人寻味。
空战胜利后，钱大钧策划了更惊人的行动，派遣徐焕升等飞行员驾驶两架马丁式轰炸机远征日本。
1938年5月19日，这两架没有装载炸弹的飞机在九州上空撒下20万张反战传单，传单上写着：“中日两国本应互助合作，日本军阀的侵略终将两败俱伤。”
这场“纸片轰炸”虽未造成实际破坏，却让日本本土首次感受到战争威胁，东京报纸惊呼“中国空军已能飞越东海”。
选择传单而非炸弹，既因飞机载重有限，更体现了钱大钧对“心理战”的独特理解，要让日本民众看清军国主义的危害。
钱大钧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他拟定的作战计划连“小诸葛”白崇禧都为之折服，但这位曾舍命护主的悍将，最终未能逃脱国民党腐败的泥潭。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上海市长，却因倒卖敌伪物资被讥为“钩大钱”；他连娶姐妹花的私生活更成为街头巷议的谈资。
这些污点与其空战功绩形成鲜明对比，恰似国民党政权自身的缩影，在民族危亡时能迸发血性，却在权力腐蚀下迅速堕落。
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回望武汉上空那场激战，钱大钧的身影已渐行渐远。
但那段铁翼搏杀的岁月提醒我们，真正的抗战记忆不该只有地面战场的惨烈，还应铭记那些在云霄间以弱抗强的空中英魂。
而钱大钧枪杀杨若琛的戏剧性场面，则成为观察国民党内耗的绝佳切片，当派系斗争凌驾于抗战大局时，再辉煌的战绩也难挽狂澜于既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