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年轻时也读过浩然的书,他发出疑问:“《艳阳天》中的萧长春在得知自己唯一的儿子被地主马小辫害死后,忍住悲伤,继续工作,这剧情合理吗?”笔者认为,在浩然的小说中,革命理想是至高无上的,为了这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是存在某种合理性的。浩然的文学创作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现象,他总结了自1942年以来的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经验,也充分体现了“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要求,也就是说,浩然是1942年以后主流写作的集大成者。1976年,作家浩然在一次座谈会上详细讲述了《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的创作过程。他最初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原型人物王国福的事迹确实感人,但在实际写作中却遇到了很大困难。王国福解放前的苦难经历很有代表性,大跃进时期的表现也很突出,但在农业合作化这个关键阶段,由于他不是主要人物,事迹就显得平淡了。高大泉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对英雄人物的要求。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饱尝阶级压迫的滋味。他们一家为了躲避地主的剥削,从山东逃到河北投亲靠友,结果还是没能摆脱苦难。母亲带着弟弟回老家后,十五岁的高大泉独自在地主家当长工,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阶级对立。在与地主歪嘴子的斗争中,他表现出了穷苦人的骨气和智慧,为受压迫的乡亲们出了口恶气。这些描写反映了当时文学作品对人物出身的严格要求,英雄必须来自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在艺术创作方面,浩然采取的是典型化的手法。他把多个原型人物的特点集中到高大泉身上,使这个形象更具代表性和感染力。比如高大泉带领群众抗旱救灾、发展生产的经历,就融合了许多农村基层干部的事迹。这种创作方法虽然使人物显得理想化,但确实增强了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通过高大泉这个形象,作者想要展现的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从时代背景来看,《金光大道》的创作正值"文革"后期,文学创作受到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作品中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描写,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高大泉这个人物形象,实际上承载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村干部的期望和要求。他对党的绝对忠诚、对阶级敌人的坚决斗争、对错误路线的勇敢抵制,都是那个时代推崇的品质。在《金光大道》第二部中,高大泉这个人物形象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成长。与第一部相比,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上级手把手指导的农村干部,而是能够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判断、果断行动的基层领导者。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逐步展现出来的。比如在处理地主歪嘴子的破坏活动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请示上级,而是直接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这种独立工作能力的提升,反映了当时对农村干部培养的目标要求。高大泉面对复杂局面时的表现也值得注意。当时农村存在着各种矛盾,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他能够准确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阶级敌人,他坚决斗争;对思想认识有偏差的群众,他耐心教育。这种处理矛盾的能力,是通过实践锻炼出来的。小说中有个细节,当村里有人对集体化产生动摇时,高大泉不是简单粗暴地批评,而是组织大家学习讨论,用事实说服教育。这种做法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群众。关于"农民意识"的讨论是小说中一个重要情节。高大泉最初对"发家竞赛"这个提法感到困惑,这反映了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政治敏感。当他骑马追赶罗旭光请教什么是"农民意识"时,这个场景很有象征意义。罗旭光的解释实际上点明了当时对农民思想改造的要求:不能只为个人小家奋斗,要把个人劳动与国家建设联系起来。高大泉听后豁然开朗的表态,表明他接受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要求。这个情节生动展现了当时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从整体来看,《金光大道》第二部中的高大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农村干部形象。他既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有实际工作能力;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方法;既能独立判断,又遵守组织纪律。这个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当时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期望和要求,也展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工作的特点。虽然今天看来这个形象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在当时确实产生过广泛影响。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农村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