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敬佩高志凯是“为国为民的外交官”，但一个事实常被忽略：他已离开外交部近20年，最高职级是参赞，并非大使。那他如今的“战场”在哪？ 在中国对外事务的舞台上，高志凯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有人记得他是邓小平的随行翻译，有人称他为“中美关系的解说员”，还有人以为他是“退休的大使”。 但其实他从未担任过驻外大使，外交部的最高职级也只是参赞，看似平平无奇的官方履历，却挡不住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持续发声与活跃。 离开体制近二十年，高志凯的“战场”早已不在外交部，而是在更广阔的国家利益博弈前线。 1983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时，高志凯年仅21岁，第二年就被选为邓小平的英文翻译，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中央领导翻译”。 他不是靠关系，而是靠实打实的专业能力，为了节省时间学习，他在翻译室的打字间住了五年，记录下每一场会谈的细节。 甚至完整记录过胡耀邦与澳大利亚总理长达九小时的会谈过程，这种对语言与政治的敏感，为他后来的人生路径埋下了伏笔。 1988年离开外交部后，他转战联合国总部，开始接触国际组织体系，随后在基辛格的推荐下，进入耶鲁大学深造，1993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 别人还在适应校园生活时，他已经被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派往香港，处理复杂的跨国法律纠纷。 正是在这段经历中，他意识到西方并非单靠技术打压对手，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规则游戏来掌控全球资源，这一点对他后来在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5年起，他在摩根士丹利担任亚洲区副总裁，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 这不是一纸空谈，他亲自参与了中石化、中国联通等国企的上市工作，帮助这些巨头走向国际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规则，在他看来不只是赚钱的工具，更是国家战略的延伸。 2004年高志凯进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出任高级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那一年，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结果因美方政治阻力未能完成交易。 这场收购虽然失败，但在高志凯主导下，中海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海外并购法律体系，为后续在非洲等地的油气项目铺平了道路，换句话说这次失败的“战斗”，为中国企业出海积累了实战经验。 2008年他牵头设立中新高技术产业投资基金，规模达到百亿元，基金的目标非常明确，支持中国的科技企业。 小米、药明康德等如今广为人知的科技明星，早期都得到了这只基金的助力，在高志凯看来，资本不只是逐利工具，更是推动国家科技自主的催化剂。 这些年媒体镜头中的高志凯，更多出现在CNN、BBC、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国际平台上，他不是去辩论，而是去讲清楚中国的逻辑。 他不回避问题，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他直接用数据指出：“2025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超5000亿美元，说明脱钩根本不现实。” 他还公开反驳一些西方媒体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用非洲国家的基建成果和就业数据说明问题，这些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的事实。 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他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多份分析建议，强调法律战中的话语结构与舆论联动。 2025年特朗普再次发动关税战时，他第一时间指出该举措的“非法性与违宪性”，并建议通过美国司法系统拖延谈判，为中国争取时间，这种打法既懂西方法律语言，又不失战略耐心。 除了在媒体和企业层面参与国家事务，高志凯也在教育领域持续发声，他是国防大学的客座教授，经常讲授中国国防装备自主化的战略路径。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人：“你可以从翻译做起，但不能只做翻译。” 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工具，真正的核心是理解世界、参与规则并改变规则。 他曾说过一句话：“中国准备好再过5000年没有美国的日子。”这不是夸张，而是一种文明自信。 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不是靠情绪维系，而是靠制度、科技、资源和话语权的协同推进，他强调中国要在全球化退潮中保持开放姿态，但也要守住底线，防止被技术垄断和规则歧视所左右。 现在的高志凯，身份很多，有人称他是智库学者，有人说他是企业战略顾问，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对外讲述的“代言人”。 但不管哪个身份，他的主线始终清晰，用法律、资本、媒体与政策结合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争取更大空间。 他的“战场”早就不在外交部的办公室里，而是在全球每一个与中国利益相关的谈判桌上，在每一次媒体交锋中的发声点上。 他从不强调自己是“大使”，也不需要靠头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清楚，今天的中国外交，不只是靠外交官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更依赖于背后复杂的法律支持、资本运作、能源安全和国际话语体系的配合。 而这些，正是他长期在做的事。 信息来源： 《翻译高志凯：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