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特务杨进兴自知罪孽深重，带着妻女躲去了南充。路上，他碰到几个农民，假装自己是难民，让他们帮帮忙，就在他马上成功之际，妻子又开始在一旁小声抱怨，说他不该做这么多孽。 他扭头盯了妻子一眼，心底发凉。这个女人，跟他多年，如今却成了随时可能泄密的“定时炸弹”。可他不能发作，只能装傻充愣，强笑几声，又去哄农民。 他明白，自己这条命吊着，就是靠“演”，演一个破落的小商贩、演一个不识字的穷汉、演一个痛恨旧社会的“贫农”。可他演得再像，心里却始终藏着几十条命的血账。 他曾是戴笠手下的“红人”，身穿黄呢制服、枪不离身，是重庆白公馆的看守长。那年秋天，他亲自提审过“小萝卜头”，一个9岁的孩子。 他看着那孩子满脸稚气，却能记住父母教的每一句话。他本可以松口，可他怕那个孩子嘴太紧。于是，命令手下“处理”，亲自补了一刀。 可1949年冬，风向变了。重庆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杨进兴亲手在松林坡执行了几十人的“临终枪决”后，脱掉军装逃入夜色。没有命令、没有队伍，只剩一身血债。 他拉着老婆孩子，从山城奔向川北，在青居乡落脚。他说自己叫“杨大发”，家里被匪抢了，流落至此。 白天他下田扛锄头，夜里学认字、写标语。他骂旧社会、夸新政策，村支书都说：“这人，骨头是软的，但心是热的。” 他暗笑：共产党要的就是这样的“觉悟”。 可他忘了，戏演久了，容易穿帮。他老婆田德俊嘴碎，常背地里嘟囔“该报应”“做孽多”。还有一次，她和人争地，说漏嘴：“你以为我们以前是干啥的？他以前在重庆有枪有兵！”那人虽听不懂，却记下了。 1953年全国户口清查，青居乡干部翻了老档案，发现“杨大发”的身份对不上。“广安人、孤儿、行商”这些关键词，一个都查无此人。 县公安局暗中盯上，派人调查。有人回忆：“他刚来时穿的料子衣，怎么会是逃难的？” 1955年，重庆追捕战犯小组接到线报，调来一张“劳模照片”。照片送到白公馆，昔日犯人一眼认出：“是他！他是杨进兴！” 公安设下圈套，说要他去介绍农业经验。他肩挑行李、脚踩泥泞，进门听到有人喊：“杨进兴！”他愣了一秒，下意识回头应声。 杨进兴低头不语，被押往重庆。在看守所，他终于承认一切，带人去松林坡掘出烈士遗骨。那些被他亲手掩埋的名字，罗世文、车耀先、朱念群、宋绮云，还有那个叫“宋振中”的小男孩，终被世人铭记。 1958年5月，重庆市法院宣判，杨进兴因“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