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的印度人，大多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西装笔挺、英语流利、一开口就是硅谷故事的精英。他们皮肤黑、穿得也简单，不是因为穷，是因为他们的路本来就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印度人来中国，是因为中国比印度发达，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给了他们一个“能赚钱但不用卷学历”的机会。高种姓的印度人，还是更愿意去美国、加拿大、澳洲，那些地方英语通行，文化也熟，去了就能当“自己人”。而中国，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连社交都困难。 但中国吸引的是另一批人：那些在班加罗尔做IT外包的、在金奈做外贸的、在浦那工厂里拧螺丝的。他们不是最底层的，也不是最顶层的，是那种在印度一个月赚三万卢比（大概两千五人民币）就觉得还不错的人。 来了中国，干一样的活，工资翻三倍。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印度人，在班加罗尔一个月拿两万八，来深圳外包公司，直接给到九千人民币。吃住公司包了，剩下的钱还能往家里打。对印度普通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家里出了个能人”。 种姓制度没消失，只是换了地图。高种姓不是不来中国，是他们不来“打工”。他们宁愿去美国刷盘子，也不愿意来中国写代码。因为在美国，哪怕你刷盘子，别人也觉得你是“追求梦想”；在中国，哪怕你月入两万，别人也觉得你是“来打工的”。 但问题是，现实不跟你讲面子。2024年，印度IT外包行业平均月薪是3.2万卢比，折人民币2700块。而中国外包公司给印度员工的起薪，基本是8000到12000人民币，差距三倍起步。 有个在苏州做汽车配件的印度哥们，叫Raj，三十出头，原来是浦那一家德资工厂的质检员。来中国三年了，工资从一万二涨到一万八。他说得很实在：在印度，我是中产，在中国，我是打工人，但我能寄钱回家盖房子，能让我弟弟上大学，这就够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特别平静，没有那种“我要改变世界”的激情，也没有“我混得不好”的自卑。就是一句：我能养家。 评论区里有句话说得挺狠：在中国，没人问你姓什么，只问你干多少活。在印度，你姓什么，决定你能不能进这个门。 这不是夸张。印度社会学家Surinder Jodhka在2023年做过一个调查，发现高种姓人群在海外的分布，美国占42%，加拿大21%，澳洲13%，中国不到0.7%。不是中国不欢迎，是他们根本不想来。 但低种姓和中产种姓不一样。他们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中国给了这个机会。哪怕语言不通，哪怕吃得辣，哪怕微信支付宝不会用，他们也愿意学。 有个在深圳华强北卖手机配件的印度人，叫Arjun，原来是德里一个小商贩。他说：在印度，我一天卖十个充电器，赚200卢比；在中国，我一天卖一百个，赚800块。我不需要会说中文，我只需要会按计算器。 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一个中国老板在笑，说你这中文说得比我还溜。他也笑，说：赚钱的语言，不用学就会。 其实中国政府也没怎么宣传这些事。印度人来华工作签证，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工作类居留许可，一种是外国专家证。2024年，印度籍在华持工作签证的人数大概是2.1万人，听起来不多，但比2019年翻了一倍。 这些人里，做IT外包的最多，其次是外贸、制造业、教育培训。很多人是“先来打工，再自己干”，比如先在外包公司干两年，摸清流程，就自己接私活，甚至开个小公司。 有个在杭州做软件外包的印度团队，五个人，全是原来在Infosys、TCS干过的。他们说：在中国，客户不问你是婆罗门还是刹帝利，只问你代码写得快不快。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冷，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尊重。 印度国内也不是没人反对。有些人说：你们去中国，就是给中国人打工，丢印度人的脸。但这种声音越来越小，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面子不能当饭吃。 有个在东莞做模具的印度大叔，五十多岁了，原来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技工学校老师。他说：我儿子在印度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我在中国打工，一个月寄回去的钱，够他报三个培训班。你说我该选哪个？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圈有点红。不是委屈，是那种“我终于能做点事”的激动。 其实中印之间的这种“技术换收入”的流动，早就不是新闻了。2021年，中国驻孟买领事馆就发过一个数据：印度籍在华技术人员中，78%来自南印城市，比如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金奈。这些地方不是印度最穷的，但也不是最富的，是那种“有点技术，但缺机会”的中间层。 他们不是印度最亮的星，但他们是印度最真实的大多数。 而在中国，他们也不是最被看见的那群人。没有抖音博主拍他们的日常，没有媒体写他们的故事。他们只是每天坐地铁、吃盖饭、加班、寄钱、视频通话。 但这就是现实最真实的部分：不是谁更优秀，是谁在哪个城市能活出什么样子。 一个印度小伙在广州干了五年，攒了八十万人民币，回喀拉拉邦买了地，盖了房，开了个手机维修店。他说：我没变成精英，但我变成了家里最稳的那个人。 这句话，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