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抗日名将李玉堂在台北被枪杀，临刑前在遗书写道：“我一生为国，落得如此下场，心有不甘。” 写下这行字时，李玉堂的手没有抖。这只手，曾在长沙城下，指挥千军万马，与日寇精锐浴血搏杀；也曾在常德前线，身负重伤，仍死战不退。 他戎马半生，面对过无数次死亡的威胁，从未有过丝毫畏惧。但这一次，他感到的，是刺入骨髓的冰冷和荒谬。 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那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第10军人称“泰山军”。这支部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铁血雄师，也是日军精锐的噩梦。 1941年冬，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集结重兵，志在必得。李玉堂的第10军，负责镇守长沙核心阵地。 “军座，小鬼子的飞机大炮太猛了，阵地快顶不住了！”前线团长在电话里嘶吼。 李玉堂一把抓起电话，声音沉稳如山：“我不管他什么飞机大炮！人在阵地在！第10军没有孬种，给我把小鬼子打回去！我亲自给你督战！” 他亲临一线，在炮火中穿梭，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将士们用血肉之躯，与数倍于己的日寇反复拉锯，阵地被炮火夷为平地，又一次次插上青天白日旗。 此战，第10军为第九战区取得“长沙大捷”立下头功，战后第10军获得“泰山军”的荣誉称号。 时间来到1950年初的海南岛。 此时的李玉堂，身兼海南防卫副总司令、东路军总指挥、第32军军长三职，是国民党在海南岛的防务支柱，也是解放军眼中最重要的策反对象。 看着地图上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李玉堂内心早已天人交战。他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为蒋家王朝殉葬，毫无意义。 “玉堂，别再犹豫了。”妻子陈伯兰的眼中满是期盼，“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他蒋家一人的。为了岛上的弟兄们，也为了我们自己，该做决断了。” 在妻子和内兄陈石清的秘密联络下，李玉堂终于下定决心，与我党方面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了起义的条件。 他开始秘密部署，只等解放军发起总攻，便在岛上里应外合。 然而，命运弄人。 1950年4月，海南战役的炮声骤然打响，解放军的攻势比预想的更早、更猛烈。混乱的战局，瞬间切断了李玉堂与中共联络员的所有交通。 他没有接到最后的起义指示。 面对薛岳的严令催逼和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这位昔日的抗日名将，陷入了绝境。在没有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他不敢贸然行动，只能指挥部队且战且退，眼睁睁地错过了最佳的起义时机。 4月下旬，第32军被重创，李玉堂只能率领残部，登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蛰伏。 一到台湾，他立刻被撤销军职，软禁审查。他明白，这是“失地之罪”的常规操作。 他最担心的，是起义计划是否已经暴露。他一边焦急等待，一边想办法联系在高雄工作的内兄陈石清，催他尽快逃离。 然而，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他派去送信的随从副官李刚，被保密局的特务逮捕。严刑拷打之下，李刚供出了陈伯兰与陈石清从香港赴海南，策反李玉堂的全部内情。 而那封催促陈石清逃命的信，也被特工截获，成了李玉堂“通匪”的铁证。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念及他赫赫的抗日战功，也认为他罪不至死，最初只判了七年徒刑，后增加到十五年。 当判决书呈报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时，老蒋勃然大怒，拿起朱笔，没有多写一个字，只在判决书上，重重地批下了一个——“耻”字。 这一个“耻”字，便决定了一代名将的最终命运。 1951年2月5日，台北碧潭刑场，枪声响起。 李玉堂和妻子陈伯兰一同倒下。 “我一生为国，落得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遗书上的墨迹，是他最后的悲鸣。 198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理由是：他在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接受我党条件举行起义，后因交通中断，未及时接到指示，才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