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李保田儿子李彧被人忽悠签了300万的合同，对方说:“只要让你爹来客串20集，你就是导演！”李彧立刻把全部身家都压上，但李保田却拒绝:“我不演，剧本不行！” 李保田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早年进文工团练基本功，靠着扎实的舞台功夫站稳脚跟。80年代，他接连在几部历史剧里露脸，演绎那些底层人物，总能抓到眼神里的细微变化，让观众记住那种接地气的真实劲儿。到了90年代，《菊豆》让他走出国门，那部片子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调整每个动作的节奏感。他不是那种追热点的演员，挑剧本时总卡在质量关口，宁可少接活儿，也要对得起银幕上的自己。圈里人说他轴，但这轴劲儿让他在市井小角色上玩得转，比如后来那部喜剧，他把医生演得活灵活现，街头味儿十足。 李彧作为长子，从小泡在剧组长大，父亲的严苛让他早早尝到演戏的苦头。90年代中，他从中戏导演系毕业，起步时多是配角，学着父亲的路子磨表情和台词。2000年前后，他试水独立项目，抵押点家底拉小团队，结识些投资人，慢慢摸索圈子门道。不同于父亲的死磕，他更注重人脉，觉得机会得主动抓。几年下来，他参演过几部大制作，演双胞胎那会儿，切换角色时费了不少劲儿，但总算攒下点口碑。父子俩在饭桌上聊戏时，李彧常觉得父亲的要求太高，限制了发展空间，可他还是咬牙往前拱，梦想着有一天能自己掌舵。 李保田的坚持不是空谈，他一生避开广告和低质货，接戏前必反复过目，确保人物立得住。儿子这边，起步虽慢，却在实践中积累调度经验，从助理干起，逐步接手短片。李彧的路子更灵活，抵押房产参与小制作时，他学会了平衡资金和创意，圈内朋友圈也越扩越大。父子间虽有分歧，但那份对表演的热忱是共通的，李保田常叮嘱儿子，演戏得对观众负责，别让信任落空。李彧听着点头，却在心里盘算着怎么多开门路。 1999年，李彧接到投资方电话，对方许诺300万资金拍电视剧，条件是父亲客串20集，他自己当导演。这笔钱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李彧没多想，抵押房产和车子签下合同，忽略了附加条款：父亲不参演，他就得全赔。回家展示时，李保田一看剧本，就摇头拒绝，指出内容漏洞百出。李彧急了，摊开赔偿风险，整个项目全靠这笔钱撑腰。父亲抽了半宿烟，最终同意参与，但强调这是例外。 剧组启动后，张丰毅闻讯加入男主角，拿到本子也皱眉，但看在李保田面子上留下。李保田到场后，立刻用红笔改戏，从跳崖无伤改成受伤下地，理由是逻辑不通。进度因此拖沓，投资方催了几回，李彧夹在中间协调部门，处理道具和灯光的突发问题。父亲的改动累计上十处，编剧组争执不断，李彧作为导演，坚持原稿推进，却总被父亲的坚持卡住。拍摄中段，一场反派戏，李保田试了多次，觉得动机不明，干脆卡壳不演。李彧喊停调整，现场气氛一度僵硬。 后期剪辑阶段，李保田还进棚挑音效和节奏，剧本原30集压缩到28集赶档期。整个过程，李彧管着二十多号人，投资方中途视察两次，他汇报时避开内部摩擦。张丰毅在片尾帮着递道具，缓和些许张力。李保田准时到每场戏，但他的介入让父子间裂痕加深，杀青时，他把戏服扔给儿子，说账清了，从此各过各的。 投资方的套路显而易见，合同小字藏刀，瞄准李保田的名气拉流量。李彧的冲动源于对机会的饥渴，抵押家当后，全身心扑在项目上，却没料到父亲的底线那么硬。剧组日志记下多次会议，改动虽提升了些质量，但也暴露了本子的先天不足。圈内传闻，这部剧播出后反响平平，李保田的参与成了唯一亮点，却也让他在颁奖场合直言遗憾。 杀青后，李彧的项目无人问津，电话不接，信件退回。结婚那天，母亲张兰张罗一切，李保田在家摇头不去，说等儿子自己想通。颁奖礼上，他接奖时提到那部剧是污点，承认教育失责。私下，他托朋友留意儿子动态，寄去剧本意见，署名老同行，避免直接干预。李彧在低谷期接小活儿，慢慢反思父亲的坚持。2007年，读到父亲访谈，谈及演员骨气靠拒绝差戏挣来，李彧发短信认错，很快收到回信：回家。 李彧此后低调起来，选戏前必读三遍，自言得过父亲那关。李保田仍避广告和烂本，偶尔去儿子片场，看完递瓶水，说及格了。圈里人看在眼里，这四年断联像场苦药，让李彧明白底线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