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制度了。有美国学者这么概括：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国家听资本

现在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制度了。有美国学者这么概括：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国家听资本的，中国则是国家控制资本，资本听国家的。这是没错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中国能够做大让资本听命于国家的。美国的自由主义派总是在说，要驯服权力，驯服权力其实就是驯服国家，其结果自然就是资本横行，而国家唯诺。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反思本国体制，转而审视中国经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就指出，美国的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加剧了不平等，而中国的政治资本主义更注重整体协调，避免了极端分化。这种对比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两国对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根本认知。美国模式下，资本往往主导决策，华尔街的金融巨头通过游说影响国会法案，总统选举捐款高达数十亿美元，导致政策偏向大企业利益。中国则相反，国家通过规划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如高铁建设和扶贫项目，确保资源服务民生。这种差异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学者们感慨，中国能让资本听命国家，靠的是制度设计上的长远眼光，而非短期逐利。 美国的三权分立本意是防止权力集中，但实际运作中，却为资本扩张开了绿灯。制宪者如詹姆斯·麦迪逊受霍布斯和洛克影响，认为人性本恶，需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互为制衡来防范专制。这套机制在建国初期有效，却在工业化后暴露弊端。19世纪末，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市场，操控价格，工人罢工时雇佣私人武装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国会因党派扯皮，难以快速立法反垄断，最高法院有时甚至偏向企业。三权分立虽名义上独立，实则让决策碎片化，资本家利用捐款和游说填补真空。20世纪的联邦储备系统落入私营银行掌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结果，美国贫富差距拉大到1%富人占有40%财富，社会流动性下降。这种局面并非设计初衷，而是分立机制在资本主义压力下的变形，权力被肢解后，资本如脱缰野马，主导了国家方向。 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一贯强调权力抑豪强，避免资本坐大。从周秦时代起，中央集权就针对地方势力设计制度，如秦始皇的郡县制打破诸侯割据。汉代继承此脉，视豪强为王朝隐患。西汉中期，地方富商垄断盐铁贸易，抬高价格，百姓食盐艰难，军器短缺。汉武帝时期，国库空虚，边疆战争频仍，这种局面威胁国家稳定。抑商不是空谈，而是通过具体政策落实。历史上，王朝更迭往往伴随豪强膨胀，如春秋战国时诸侯兼并土地，东汉末年宦官外戚勾结商贾。这些教训促使历代君主强化中央权威，确保权力高于金钱。不同于西方的分权，中国传统视国家为整体，权力如大河，需统一调度，方能滋养万民。这种路径虽有调整，却始终保持核心：资本服务国家，而非反客为主。 汉武帝的盐铁专营便是抑豪强的典范。元狩四年，西汉推行这一政策，由御史大夫张汤和东郭咸阳等官员执行。盐铁是民生和军需必需品，私营时豪商如东郭氏、孔氏家族囤积居奇，价格翻倍，造成财政失衡。官营后，国家设立盐官和铁官，统一生产和销售，平抑物价，利入国库。元鼎六年，盐铁收入达4亿钱，支撑了霍去病对匈奴的远征，河西走廊得以开辟。这一措施不是简单征税，而是资源国有化，选商人出身的桑弘羊掌管，结合儒法思想，确保执行高效。虽有儒生批评扰民，但实际效果显著：军粮充裕，百姓负担减轻。盐铁专营延续至东汉，影响后世唐宋茶盐政策，成为中国经济调控的模板。它证明，权力介入市场，能有效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而非让其主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