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88岁的鲜老爷子突发脑梗，生活无法自理，老伴也常年卧床。两位老人一床相对，连一碗热水都无人递。为了能活得体面，他们向四个子女提出两种方案：要么每月出钱请护工，要么轮流照顾。然而，四个子女谁也没出面、没掏钱、也没探望。无奈之下，老人将他们一并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四名子女每人每月支付700元赡养费。 鲜老爷子年轻时，是乡里出了名的勤劳人。他和老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靠双手养活了四个孩子。那时家境清贫，但孩子上学、结婚、生病，从没少过父母一分钱。如今老两口年事已高，一个瘫痪，一个重病，他们本该在儿女照料下安度晚年。可当他们召集四个子女，提出请护工或轮流照看时，换来的却是冷漠与推诿。大儿子说“我家孩子还在上大学”，二女儿说“我也老了，哪有精力伺候”，三儿子“打工在外”，四女儿干脆避而不见。老人等了几天，饭桌冷清、水壶见底，也没等到一个孩子。那一刻，他的心彻底凉了。 两位老人决定维权。鲜老爷子躺在病床上口述，委托邻居帮忙写下起诉状——要求四个子女履行法定义务，支付赡养费或安排照料。法院立案后，通知四个子女出庭。面对法官的询问，几人依然冷漠，甚至有人辩称“我们都有家庭负担，赡养父母力不从心”。但这种说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换言之，只要父母丧失自理能力，子女就负有经济与照料的双重责任。 法院查明，两位老人均已无劳动能力，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他人照顾。子女们虽均成年且生活稳定，但从未提供赡养费或上门照料，明显违反赡养义务。法官指出，赡养父母是每一位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存在可选择性。最终判决，四名子女各自承担每月700元赡养费，用于老人生活与护理开支。 案件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两位老人的基本生存权，更在于重申“赡养不是恩情，而是法律责任”。根据《宪法》第49条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赡养、照顾父母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家庭成员应在生活上供养、精神上慰藉老人，不得以经济困难、地理距离为由逃避。尤其在《民法典》第1043条中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 子女的冷漠不仅违法，更违背社会公德。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判决时还引用了《民法典》第1084条有关“分担比例”的条文。赡养义务应根据子女经济状况、生活能力综合分配。若一方无力承担，其他子女应适当分担。换言之，赡养责任可以分配，但无法推脱。法院还指出，赡养不仅包括金钱上的供给，还包括精神上的陪伴。即便支付了费用，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完全不探望老人。 法律之外，这起案件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代际断层导致的情感疏离。许多老人年轻时为子女付出所有，却在老年时被“遗忘”。一些子女误以为给钱即尽孝，而忽视了陪伴的重要性。实际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5条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 精神赡养同样受法律保护，子女长年不探视父母的，也可能被认定为侵害老年人精神权益。 案件审理期间，法官还尝试调解，提出若四个子女能轮流照顾父母、承担家政费用，法院可从轻处理。但四人态度依旧坚硬，甚至有人在法庭外抱怨“告我也没用”。最终，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判决。老人所在社区后续介入，协助聘请护工，并监督子女履行支付义务。老俩口终于吃上热饭、有人照看，生活逐渐安稳下来。 从社会角度看，赡养案件逐年上升，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老人起诉子女”不再罕见；二是赡养纠纷多集中于多子女家庭；三是精神慰藉缺失成为新型矛盾焦点。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数据，近年来类似诉讼年均增长约20%。其中，部分案件涉及经济条件优越的子女，可见“经济富足”并不能替代“孝道责任”。 在现实中，法院判决能解决经济问题，却难解“情感冷漠”的困局。子女被迫履行义务，也无法弥补老人心中的失落。法律不要求孩子“跪乳还恩”，但要求他们至少不遗弃父母，不推卸责任。 这起案件的结局，是法律的胜利，却也是亲情的失败。四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700元赡养费，看似为老人争取到了生活保障，却也暴露出家庭关系的破裂。曾经的“养儿防老”，如今变成“靠诉维权”。而在法律看来，无论感情如何破裂，赡养义务永远不会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