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0多名八路军在寺庙入睡。一战士半夜小便，忽然瞪大眼睛，高喊：“鬼子来了。”谁知，教导员竟表态：“我建议投降！” 7月20日，那一夜，在博山盆泉南庙里，有70多名八路军战士裹着薄被正在沉睡。 枪靠在墙根，子弹压在枕下。 没人能料到，这夜竟会成为许多人生命的终点！ 故事要从那个叫孙黎的说起。 1914年，他出生在博山北邢村的地主家。 家境尚可的他，从小就读私塾，写得一手好字。 早年间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他便投身学生运动。 1938年，他远赴延安抗大深造。 半年后，回博山后任县独立营教导员，25岁便担起一方抗日重任。 此时的他，前途一片无量。 头几年，他简直就是最“敬业”的革命者。 清晨带战士练刺杀，深夜批改训练文件。 就连伤员换药都要亲自盯着，是组织眼里“能文能武的好苗子”。 战士们背地里说：“有孙教导员在，咱们心里踏实。” 可时势变，人心也易变，转折发生在1940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扫荡一轮接一轮。 日军对博山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愈演愈烈。 独立营既要应对扫荡，又要筹粮扩军，孙黎渐生倦意。 他开始挪用营部经费买大烟，借口“联络乡绅”与富家女暧昧，更与女卫生员田甜发展出不正当关系。 这姑娘是大学生，原本是队伍里的“文化人”，两人却明目张胆谈恋爱，连炊事班帮厨的大爷都撇嘴：“教导员咋能这么没规矩？” 更致命的是他那投敌的堂叔孙志书。 老东西早当了汉奸，隔三岔五捎信：“你在这穷山沟里熬啥？跟我干，有官当有银子花。” 日伪军也凑趣，送钱送物，把孙黎的心思彻底搅乱。 他开始觉得“革命没盼头”，传情报、埋密信，跟亲信王化月一唱一和，渐渐成了“双面人”。 孙黎的革命信念逐渐崩塌，从偷偷为日军传递情报，到公然参与“曲线救国”讨论，终在1941年底彻底倒向敌人。 1942年夏，博山根据地压力陡增。 孙黎盯着独立营的70多人，眼珠子转得贼亮。 这不正是向日军表忠心的“投名状”吗？ 7月20日傍晚，他带部队急行军到盆泉南庙，说是“歇脚”，实则早跟日军约好“围猎”。 战士们饿得前胸贴后背，孙黎借口“去村里弄吃的”，溜出去带回两袋地瓜干。 分完吃的，他叮嘱“早睡，明天有硬仗”。 这时候没人怀疑，毕竟这教导员向来稳妥。 可谁也没注意，他把战士的子弹全收走了，名义上是“防走火”，实则藏在亲信王化月屋里。 更讽刺的是，他溜进东屋跟田甜合计“投降后的日子”，门都没关严。 后半夜，战士苏成起夜。 月黑风高里，他看见坡上全是火把，马蹄声闷得像敲鼓。 鬼子来了！ 他疯了似的冲回庙喊：“鬼子来了！” 战士们抄起枪就往外冲，可拉栓上膛才发现，枪膛里是空的！ 副连长丁席昌急得直跺脚，副指导员冯延福攥着驳壳枪问咋办。 孙黎倒背着手踱了两圈，吐出三个字：“投降吧。” 他说“保存实力”，说“留得青山在”，可战士们红着眼看他，这还是当年带他们打鬼子的教导员吗？ 门被撞开的刹那，日伪军将79名被俘的战士全部抓了起来。 要么被砍了头，要么被押去东北挖煤。 孙黎、王化月、田甜却站在一边，被日军当“功臣”请进了“鲁仁公馆”。 投敌后的孙黎，像换了个人。 他去济南学审讯，拿鞭子抽、用烙铁烫，逼出了博山20多名党员和村长的下落。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拍着桌子骂：“这狗东西，咱非剜了他的心！” 敌工部部长鲁宝琪带人摸他窝点，可孙黎狡猾得很。 住的是高墙大院，门口拴着狼狗，墙角埋着地雷，王化月守着，稍有动静就开枪。 几次行动都砸了锅。 转机出现在1944年清明。 孙黎被自家狗咬了腿，躺床上动弹不得，王化月又刚巧回了老家扫墓。 锄奸队乔装成老中医，跟着田甜摸进院子。 孙黎伸手接药瓶时，老中医拔枪连开三枪。 这个曾经的“模范教导员”，抽搐着倒在血泊里，枕头染得通红。 王化月后来也没得好下场，1945年被锄奸队解决。 可盆泉南庙的牺牲，终究成了博山抗日队伍的一道疤。 孙黎的堕落，不是突然的。 就像老人们常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喂狼忙。” 他把革命的“责任田”变成了谋私的“自留地”，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 那些牺牲的战士不会知道，他们用命守护的信仰，曾被自己人亲手碾碎。 但他们用热血证明了，真正的革命者，脊梁是直的，心是热的，哪怕死，也不弯腰。 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先烈，用命换来的和平，该被我们一代一代，好好守着！ 主要信源：（光明网——英勇八路军 血肉筑长城(文化中国行·走进抗战专题博物馆(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