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十大参谋将军都是谁？他们又是什么军衔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警卫员小声嘀咕：‘今天到底有多少位参谋长要戴上将星？’”一句轻声闲谈，拉开了新中国首次授衔大典的帷幕。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仅在元帅与大将，站在台下的那几位参谋出身的将领，同样让无数老兵热血上涌，因为他们在烽火岁月里提供的不是刺刀，而是判断、方案和坐标。自1927年南昌城头第一声枪响算起，中华大地长达二十多年的战火里，一批“幕后军师”用推演与笔墨左右战局，最终撑起共和国的战争指挥体系。翻看名单，能被同时称为“参谋将军”的只有十人，他们的经历与星级，正是人民军队作战思想进化的缩影。 1928年井冈山首次反“会剿”期间，二十九岁的叶剑英就以红军总参谋长身份扛起全局谋划重任。他向毛泽东递交的三千字报告只落了八个字批复：“每临大事不糊涂，好！”短短评价，把叶帅座次定在所有参谋将领之首。此后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湘江突围、遵义会议，他都以协调人兼方案评估者出现，被战友笑称“移动作战室”。1955年授衔，叶剑英获元帅军衔，参谋长出身者登顶第一人，既是肯定，也把“参谋职业化”一锤定音。 与叶帅同时期冲锋的还有邓萍和李达。邓萍1910年生，平江起义后便给彭德怀当参谋长。“邓参谋对地图比对家谱都熟。”彭总这样玩笑。可惜1936年长征途中，邓萍在懋功遭遇伏击，年仅二十六岁便阵亡，未等到授衔。李达则不同，他把参谋岗位当成“长期饭票”。贺龙、刘伯承、彭德怀三位元帅都曾请他坐镇。红军大学、南昌新四军军部、解放战争南京前线指挥部，李达身影连贯出现。战后定衔，他稳稳获得上将星章。能连任三位元帅参谋长，李达是典型“操作流”，细节控，从兵站油盐到突击方向，事无巨细。 时间推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八路军内部迎来另一位学霸级参谋——左权。黄埔四期加列宁学院出身，让他对德、苏战例如数家珍。八路军总部南太行驻地，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窑洞，左权和朱德、彭德怀常常摊开沙盘演练。他提出“日军步炮分离弱点”，为百团大战设计支撑点。1942年皖敌“铁壁合围”行动中，左权掩护总部机关突围时中弹牺牲，终年三十八岁。遗憾的是，1955年授衔名单里再没有他的名字，但“副总参谋长”的名片仍被后辈挂在办公室墙上。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失败，解放战争硝烟骤起。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里出现了一对组合：统帅林彪与参谋长刘亚楼。刘亚楼此前是“敢死冲锋队”领头人，很少坐办公室。辽沈战役启动前夕，他调集在东北“化暗为明”的游击队情报，提出“锦州为锁，一拔即散”的观点，最终改变战役走向。1949年完结华北战场时，林彪拍桌大笑：“不听亚楼，险成空楼。”授衔时，刘亚楼获上将，是所有“从猛将转行参谋”的典型样板。 与此同时，华东战区的张震、中原战区的阎揆要，也在各自战场承担参谋长职责。张震先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协同粟裕，后接三野参谋长一职。淮海、渡江、上海三个大仗，他负责统筹兵力与海陆联动，为最后的南京“总统府冲顶”扫清路径。阎揆要则在西北为彭德怀打下“追击胡宗南、挺进兰州”的蓝图，他最擅长以机动突击对付优势装备部队，资料上对他的评价只有一句：“安排吃亏的事他永远不干。”1955年，两人同获中将军衔，一个海空联动专家，一个机动作战奇才，风格迥异，却都证明参谋工作的多样形态。 内战结束，人民军队跨出国门。1950年10月，朝鲜鸭绿江边，志愿军司令部成立。彭德怀刚卸下西北军大衣，就喊到：“参谋长给我找哪个？”高层给出的答案是解方——原东北野战军十二兵团参谋长。解方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对美式军队火力配置门儿清。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夜袭云山，他根据缴获文件判断“美二十五师习惯防线靠前”，提出“要用数路分割，各个剪断”的手法。五次战役结束，彭德怀语带玩笑：“解诸葛，再不提你，老彭就成草包了。”回国后，解方获少将军衔，是十大参谋将军中军衔最低，却是惟一在国外战场立硬功的高参。 讲到参谋体系，另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是萧克。很多人记得他早期指挥红六军团南线突围，却忽略1950年前后他正在为第四野战军做“重装改编”方案。当时百万大军需从步兵式打法切换为合成兵种，萧克拿起卷尺，直接在武汉郊区画出一个“野战校场”测试坦克、炮兵协同。林彪在广州电报里夸他：“第一参谋长兼试验场总工，萧克算半个技术官僚。”授衔典礼上，他同刘亚楼并列上将，强调整体转型的重要性。 除上述八位授衔的参谋长，还有两位虽然未真正坐到参谋席却以理论贡献赢得“高参”称号。第一位是抗大副教育长郭化若，他的《作战学》在1944年延安出版，被誉为“八路军的战术教科书”。毛泽东批注：“可做全军骨干教材。”郭化若1955年授中将，编号极靠前；另一位便是前述已牺牲的邓萍，虽然无军衔，但在湘赣边区群众口口相传“邓参谋的地图比课本准”，口碑在民间自有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