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昔阳县那个叫大寨的村子，确实是个励志的典型。那地方，“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条件差得没法说。但在村支书陈永贵的带领下，硬是凭着一股子“愚公移山”的劲头，“三战狼窝掌”，在石头山上造出了梯田。尤其是1963年那场特大洪水，把他们十多年的心血冲得一干二净。换一般人，早就瘫了，可陈永贵硬是顶住了，提出“三不要，三不少”，靠着自力更生，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还奇迹般地夺了个好收成。 这事儿传上去，不得了啊！毛主席听了都高兴，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点名表扬。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从此，大寨成了全国最亮的星。陈永贵也一路高升，从一个村支书，做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从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到1975年，中央还开会要求，到1980年全国得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那阵势，真是轰轰烈烈。 但神话，终究是离现实太远了。当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大寨的光环上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光环下的阴影。 转折点发生在1978年7月。在太原开完会后，杨显东带着全国各地800多名农业专家，抱着朝圣般的心情去参观大寨。可这一看，所有人都傻眼了。 想象中的丰收景象呢？没有。看到的虎头山光秃秃的，树都被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可那小麦长得有气无力，都过了夏收季节，麦穗还没抽出来，稀稀拉拉就五六寸高。更奇怪的是，参观路线是定死的，一路上看不到干活的农民，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每家窗台上，都整齐地放着一个养着金鱼的水缸，天井里还摆着开得正艳的花。 这哪是农村啊？倒像个精心布置的盆景。 专家们心里都犯嘀咕：“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不符合农业发展规律啊！”“连树都没有，哪来的畜牧业和综合经营？”杨显东心里更沉重，他总结了一句：“总的一句话，这个无科学。” 更让专家们瞠目结舌的是，陈永贵在会上讲了个故事，说几年前地里玉米生病，技术员让他赶紧拔了烧掉，他偏不拔，结果颗粒无收。一个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竟然把这种违背农业常识的事当经验来讲，这让在场的专家们感到一阵寒意 从大寨回来，杨显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必须弄清楚。 他组织了六十多人的座谈会，里面正好有两位在昔阳蹲过点的干部。他们带来的消息，证实了杨显东的猜想：大寨的数据，全是假的！ 杨显东当机立断：“必须揭开盖子！” 他开始着手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总结出了六个大问题，每一个都像一把尖刀，直刺神话的心脏： 第一，产量是吹出来的。 报告里说1973年昔阳“天大旱，人大干”，最后“没见过的大丰收”。实际上呢？那年根本没大旱，为了宣传，陈永贵让人把降雨量都改了。秋天又遇上连绵阴雨，明明是歉收，为了保住他“政治局委员”的面子，硬是层层加码，把实际的1.39亿斤粮食，虚报成了2.39亿斤，凭空多报了整整1亿斤！农民勒紧裤腰带，按虚报的产量交公粮，那日子过得有多苦，可想而知。 第二，“自力更生”是演出来的。 大寨早期的确苦干过，但成了典型后，国家的钱、物资、化肥，还有部队的免费劳动力，源源不断地送过去。这哪是自力更生，这明明是吃“偏灶”，是拿全国的资源去堆一个盆景。 第三，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为了“以粮为纲”，毁林造田，小麦上山，把好好的林地都变成了产量低下的坡地。 第四，片面发展，砍掉了多种经营。 学大寨，就只准种粮食。农民家里养个鸡、喂头猪，这叫“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结果呢？农民的家庭收入大大减少，生活水平常年提不上去。 第五，吃“大锅饭”，挫伤积极性。 劳动不计报酬，干好干坏一个样。 这些调查结果，触目惊心。也正是揣着这些铁证，杨显东才有了在政协会议上“放炮”的底气。 杨显东的发言，像一颗信号弹，拉开了为大寨“祛魅”的序幕。《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开始跟进报道，批评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直到1981年，中央正式给大寨问题定了性，这个盖子才算彻底揭开。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嘲笑谁，而是要吸取教训。 平心而论，大寨早期那种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是宝贵的，也确实激励了很多人，像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那种精神的产物。但问题在于，当一种精神被僵化成一种必须全国模仿的政治模式，甚至为了维护这个模式不惜造假时，悲剧就开始了。 它最大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政治口号去代替科学规律。农业要发展，靠的是因地制宜，是科学种田，而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