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重病，郭汝瑰前去探望：“你明知我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揭发我呢？”

1981年，杜聿明重病，郭汝瑰前去探望：“你明知我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揭发我呢？”杜聿明闻言，苦笑一声：“我揭发了，但蒋介石不信啊！” 北京医院的病房不算亮，白墙、旧灯管，窗帘拉着一半。 1981年春天，杜聿明病重，肾衰竭，气息已经不匀。门口传来一阵脚步，郭汝瑰走进来。 手里拎着点水果，没多寒暄，坐在床边。两人隔了三十多年，谁也没主动开口。 空气压得低，像是有事憋着。过了一会，杜突然问：“你是不是共产党？”郭看着他，说：“立场不一样罢了。”杜叹了口气：“我揭发过你，蒋不信。” 这话不是玩笑，是杜心里压了几十年的事。 再往回倒，得从黄埔军校说起。两人算是师兄弟，郭小一届，杜大他两岁。 在校的时候不算熟，但彼此都知道对方。郭那时候就有些特别，不爱说话，也不参与热闹。抽烟也抽得悄声，开会总是提前到，笔记记得整整齐齐。 后来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来被陈诚拉去做幕僚，很快就被提拔起来。 国民党那套体系里，肯干事的人不多，老实人更是稀罕。郭汝瑰这种既能干又不占便宜的，反而成了异类。他不收礼，不打麻将，办公室门关得严，连茶水都是自己泡。 有一次有人送了瓶酒，被他退了回去。送礼的人还挺尴尬，说以后别联系了。 这种人，在别的地方可能受尊敬，在当时的国民党圈子里，反而容易被怀疑。 杜聿明就是那时候起了疑心。 他看着郭，心里有个想法冒出来：这么清廉，不像咱这边的人。 于是找了机会和蒋介石提了这茬。蒋听了没接话，过了两秒才冷冷地说：“国民党就不能有清白的人了？”杜被这话噎住了，表面应着，心里的疙瘩却越结越紧。 那几年，郭在国民党系统里升得快，打仗也上前线，表现得中规中矩，没出什么差错。可就是那种太正派的样子，让人放心不下。别人靠裙带、靠应酬，他靠一张地图、一支铅笔。他什么都不多说，但手里的情报、文件、命令，总能递到点子上。 1945年，重庆的气氛已经开始变了。战要停，局势乱。郭那时候找到了董必武，说自己想重新和党接上线。董见了他，只说一句话：“你比回来更有用。”这不是鼓励，而是安排。他重新入党，但不走，他要留在那边。组织让他待在国民党里，干好眼前的事。 从那天起，他就成了潜伏者。不是影视剧那种惊心动魄的，而是那种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写报告的工作。他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是国防部里最接近核心的位置。所有大的战役部署、兵力调动、情报分析，全都从他手里过。 每天他都得决定一件事：哪些文件能让上级看到，哪些要变个方式送出去。 他不写匿名信，不玩花招，只是把文件重新整理一份，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一层一层送出去。有人在中间被抓过，有线断了，他只能停几天，等新的人补上。 他对人少言，文件多审，嘴紧得连枕边人都没问过一句。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淮海战役一开，杜聿明被派上前线。那场仗打得难，天冷，补给断，兵心散。杜觉得战局总被人看穿，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 他对参谋说，“有人把图送出去了。”参谋没吭声，心里明白杜在想谁。 郭汝瑰那时候确实在送情报，但他也有分寸，不可能把所有都倒出来。 他知道，一旦节奏太快、太明显，会引起怀疑。 他把一部分部署提早透露出去，但还保留了一些细节。共产党那边收到后，能提前布防，占据主动。杜带的部队越打越疲，最后围在了一块地里，出不来。 蒋介石要他突围，杜不愿，最后还是失败被俘。 杜被送去战犯管理所。开始是抵触的，后来渐渐放下了。 他在里面写自述、背政策、干杂活，一呆就是十年。1959年特赦出来后，人没那么锋利了，讲话也不再咄咄逼人。 郭听说他被放了，只是点头，没有评论。两人那时候都在北京，却没再碰过面。 那段时间，郭在体制内照常做事，不张扬，不参与宣传，也不写回忆录。外面说他是“作战专家”，其实他什么也没讲过。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更不知道他当年做过什么。只有极少数人，隐约知道他在解放战争里的作用。 直到1981年，杜聿明病情加重，躺在医院。 郭得知消息，犹豫了几天，还是去了。 他没穿军装，只穿了件灰外套，拎着一袋水果，进了病房。杜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听见门响才睁开。两人隔了几十年，见面没寒暄，也没说客套话。 杜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楚：“你是不是共产党？”郭没犹豫太久，说：“立场不同。”这话说出口，两人都沉默了一会。杜笑了一下，像是松了口气：“我揭发过你，蒋不信。” 郭没接话。外头走廊传来脚步声，有人说话，有人推着治疗车过去，病房又归于安静。那场对话就那么结束了。 几天之后，杜去世了。郭去了追悼会，没说话，只站了一会就走。他不愿站在人前讲那段往事，哪怕后来媒体来找，也没松口。外面对他的身份议论多了，组织也终于公开了他的真实背景。新闻一登出来，评论一大片，有惊讶的，有称赞的，也有质疑的。 可郭没出面回应。他把报纸叠好，夹进抽屉。那张老照片，也是一并放进去的。黄埔军校的合影，杜站左边，他站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