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嘉植搂紧怀中瑟瑟发抖的女子，对日军说：“我招，只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听到这句话，日军满意笑了，大手一挥：“只要你把德州地下党的部署都交代出来，不要说一个，哪怕十个都可以满足你。”可是很快，日军就后悔了，大呼上当。 西安事变那阵子，国共合作抗日刚有点苗头，石嘉植他们却没消停，1月份在西大街演讲，特务上来就动手，他和同学打退了那些家伙，晚上学校被围，他翻墙逃出，徒步100多公里跑回富平老家。 没歇几天，他就下定决心北上延安，先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了点东西，1937年3月初风尘仆仆赶到圣地，进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那里训练严，思想课也多，他很快就递交入党申请，当了共产党员。 8月下旬毕业，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386旅当文化宣传干事，9月底东渡黄河，奔山西前线去。部队刚到太行山，就打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那些硬仗，消灭日军三千多，在晋东南站稳脚跟。神头岭那仗，他头一回露脸，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转眼1938年2月，晋东南反围攻，石嘉植主动请缨，带一个班搞“剖腹侦察”，半夜摸进日军宿营村，先干掉哨兵，进去摸清敌情，顺手灭了十几个鬼子和一个军官，缴了武器弹药。撤的时候伪装敌军，扔手榴弹机枪掩护，全班无一伤亡。冀南军区给他“威震敌胆的英雄”奖状，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还让他穿日军服拍照，那照片后来进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下他名声大了，部队转战河北，改任情报干事，不久进冀南军区敌工部，当行动科科长。干这活儿，得策反日伪军，铲除汉奸，还管教育日军俘虏。他手底下好几个日本俘虏被感化，加入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后来那些人写回忆录，还提他。 1940年冬天，德石敌工队成立了，他当队长，和景县龙华火车站地下党员张芝涛接头，以“内弟”身份落脚，学本地话，办良民证，表面收购纱线，暗地吸收申月川、于青藐、丁庆文、岳立章等十几个爱国青年建队。两年多，活动在景县、衡水、枣强、德州一带，搞大小几十次战斗，杀鬼子除汉奸，偷情报烧军火。 比如1941年初春，岳立章报军车情报，他通知县大队转移，日军扑空。怀疑汉奸张荣和杨二洪告密，他就导演“除奸戏”，伪装八路军诱张荣送子弹，发现假情报，杨二洪被日军打死；后来又诱张荣送西药，设伏歼敌，张荣挨乱刀。敌工队对汉奸伪军是“又拉又打，以拉为主”，半年多控制德州到衡水一线伪军。 为了深挖情报，1940年他还在德州建“满洲国大北报百川分销社”，当外务主任兼驻德州记者，弄到敌伪委任状和身份证，借“日中亲善”旗号出入日伪机关，掌握不少情报，顺手处决一个日军班长和国民党特务。 1942年3月中旬，接到指示，他带队通过地沟潜入山口旅团司令部，偷出兵力调动命令、据点统计和4月29日“扫荡”计划，送情报站，帮八路军反扫荡大胜。 这些事儿干下来，鬼子在德州地下党部署上吃了不少亏，他管的情报组织像张网，织得密实。 可好景不长，1943年3月下旬，石嘉植在德州街上碰上擅自离队的敌工部日语干事谭贵忠，批评教育后一起走。走到景县龙华镇附近，日军宪兵设卡盘查，谭贵忠慌了神，两人同时被抓。严刑拷打下，谭供出是八路军逃兵，一个先前被石嘉植教育放回的汉奸又告密，日军宪兵队长西泽和特务佐藤觉得抓到情报库，卯足劲逼供。 石嘉植挨钉脚镣、灌辣椒水、钉板打、烫枪通条，一句不吐。敌人改软的，取掉脚镣他砸倒西泽；设宴他宣传抗日；送农家女子来，他用砖头赶走。得知冀南军区陈再道、刘志坚计划强攻营救，他通过内线送纸条，反对出兵，避免同志伤亡，表示要在狱中继续斗。 日军使出美人计，抓来个农家女子想软化他。石嘉植看穿这招，将计就计，抱紧那女子耳语几句，表面服软说愿意交代，条件是让女子去指定地方接应。日军上钩，同意了。女子出门买东西，甩掉尾巴逃出城，跑到故城县抗日政府，把消息报上。 这下日军傻眼，情报没捞着，反倒放跑人。石嘉植还假装回忆，讨纸笔写假情报，又说要和女子成亲，要钱买结婚用品，嘱咐女子买物时有去有回。几天后，他写纸条让女子混出城门，去故城县放大胆。送走女子后，他命令伪军大队长徐奎占放人，伪造手令，成功救出关押的15名老百姓和那农家女子，还以“拐走太太”威胁徐。 接着，他集合40多名伪军训话，劝他们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公，别当铁杆汉奸，为中国人积阴德。话没说完，佐藤和西泽带日本兵冲进来，十几把刺刀捅去。石嘉植满身是血，高喊抗日口号，直至咽气，就义时才25岁。 整个过程，他从没泄露一个同志名字，没连累一个群众。冀南军区本来要营救，他狱中那封信写得清楚：为一人牺牲那么多同志，会给党和人民造成大损失，部队别来，作为共产党员，批准我在狱中斗敌人，虽死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