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员赵兴兰被捕。一个伪军给他送饭时，突然敲了敲碗底，还说要救他出去，赵兴兰说出了暗号，谁知伪军却一脸茫然！ 1942年春，淮北盐城的一个小监牢里，赵兴兰正低头啃着一碗没有任何油星的稀饭。 一个伪军端着饭碗走近，把碗放下时轻轻敲了敲碗底，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 赵兴兰神色一凛，低声回了一句：“姥姥几亩地？”伪军脸色一变，茫然地看着他，像没听懂似的。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这是一次看似普通的送饭，却成为生死博弈的转折点。暗号对不上，意味着这一切可能是陷阱，也可能是组织真正的接应。赵兴兰的命运，悬在了一碗稀饭之上。 那一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皖南事变之后，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日伪严密封锁。 地下工作者行走在刀锋之上，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而赵兴兰，就是这条隐秘战线上的一员。 赵兴兰原是淮北一带的教书先生，文化水平在当地算得上“秀才”。他性格沉稳，为人正直，对民族危亡有着本能的痛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常在课堂上讲述抗战之理，逐渐引起日伪注意，被迫辞去教职。 1941年，赵兴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八路军运河支队成员。当时的他一心想上战场杀敌，但政委康志强却对他说：“枪林弹雨未必比你要走的这条路更危险。” 于是，他被分配到了最不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岗位——情报员。 赵兴兰被安排伪装成一名富商，活跃在淮安、盐城一带的商会和日伪哨卡之间。他善于交际，能言善辩，很快便在商界打出名号。 他用走货、谈生意的名义，搜集日军布防、物资调运等情报，成为新四军情报网中一颗关键节点。 但敌人的警觉也在增强。1942年夏，赵兴兰在一次情报传递中被叛徒韩霞光出卖。 被捕时，他随身携带的重要情报来不及销毁，他毫不犹豫将纸条吞入腹中，保住了组织安全。 被押入盐城牢房后，赵兴兰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电刑，日伪对他轮番上阵。 他始终一言不发，牙关紧咬，哪怕被打得口鼻流血，也硬是没有吐露半个字。敌人甚至动用美人计，妄图从他的情感突破，但他始终冷眼以对，毫无破绽。 就在敌人束手无策之时，那碗底的密信悄然出现。那天，一个新来的伪军送饭时，碗底贴着一张纸条：“我们的人，正在想办法救你出去。” 但正是这张纸条，让赵兴兰陷入了更深的怀疑。他本能地试探对方，低声说出事先约定的暗号“姥姥几亩地”，却换来一脸的茫然。 这不是组织成员的反应。赵兴兰心头一震，立刻警觉起来。几天后，又一碗饭送来，碗底仍有纸条。 这一次，纸条上写得更详细：“押解徐州途中，卞塘河边接应，准备跳河。”落款是“邵小平”，他一眼认出，这是组织一名负责联络的同志。 赵兴兰没有立刻照办。他知道，敌人有可能掌握了他的一些背景，用假纸条试图引他越狱，从而钓出潜伏同志。 他忍住冲动，把纸条藏好，直到第三次送饭时，送饭人悄悄塞来一根用布包着的鸡骨头，骨头中藏着一张写有“盐东联络站已转移，康政委平安”等信息的纸条。 这才让他彻底确认，对方不是敌人。营救计划悄然启动。赵兴兰被安排在9月18日这天，以“转押徐州”为由，离开盐城监狱。 负责押送他的，包括了那个“伪军”，其实是新四军地下交通员邵小平。 车队行至卞塘河边，邵小平故意制造混乱，他高声喝令停下，佯称车辆出现问题。 就在这时，赵兴兰猛地挣脱绳索，纵身一跃跳入河中。早前安排好的小船迅速驶来，将他接走。 紧接着，邵小平朝水面开了几枪，随后将事先准备好的猪血泼在岸边，制造“溺亡”假象。押解小队惊慌失措，回去报信时谎称赵兴兰已逃脱身亡。 赵兴兰脱险后，迅速转移至运河支队新的秘密根据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直到抗战胜利，才终于与亲人团聚。 这一次营救，之所以能成功，并非单靠个别人的勇敢，而是新四军在苏皖地区建立起的完整地下交通与营救网络。 从密信的传递、暗号的确认，到河岸的接应、假死的掩护，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彼此独立却又精准衔接。 这正是抗战时期地下工作的一个缩影。由于敌情复杂，各情报小组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哪怕是同属一地的同志，也未必知晓彼此身份。 赵兴兰面对那碗密信，一度犹豫，正是这种系统割裂的真实写照。 但也正是这种割裂，才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组织安全。在敌人高压之下，地下战线依然运转如初，靠的不是侥幸，而是一环扣一环的制度与忠诚。 信息来源： 《地下党工作人员被捕，却被伪军成功营救出去》——网易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