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毛主席突然拦住一将领，看了看他说道：莫非把我忘了 “1955年9月27日午后，你是不是把我这个老伙计忘了？”怀仁堂台阶下，毛主席边笑边握住一位少将的胳膊。那位少将猛地挺直了腰，“主席，哪敢忘！”简单两句，却把周围的目光全部拉了过来。被拦住的人名叫龙开富，曾在长征途中挑着两只竹筐伴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十八年。 掌声、号角声仍回荡在殿内，可门口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动情。龙开富脱帽答礼，表情却略显局促。他自认只是东北军区后勤部里不起眼的副职，授衔礼毕，本想悄悄离席，不料被最高统帅一眼认出。这份记忆来得太快，让周遭同行的将军们都愣住了： “老龙，你来北京也不吭声？” “担心给首长添麻烦。” 毛主席微微点头，随即拍了拍他的肩，“战场上有麻烦才见真情，你跟我走吧，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 直到二人消失在回廊深处，几位少将才恍然大悟——原来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卫生部副部长，竟是早年紧随毛主席左右的警卫兼挑夫。 时间拨回二十八年前的茶陵。龙家瓦房漏雨，八口人围着一口铁锅熬野菜汤。人穷志不短，他却连两行字也写不出。那年秋天，农会组织收租斗争，他第一次见到粮仓堆满谷子，眼里直冒光：原来穷人也能抬头挺胸。正是这股子“不服输”，让十八岁的他跟着农协会干了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春，马日事变、宁汉分裂接踵而至。农会被砸，骨干被捕，龙开富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父亲累病倒在稻田里，没撑到收割。逃亡途中，他听说武汉还有党的联络处，于是背着斗笠、拎着破包，靠给脚夫挑行李攒路费。可汪精卫的另一场哗变让武汉也变了颜色。兵荒马乱，他成了无处落脚的流民。 奇怪的是，东跑西颠的日子并没磨平他的锐气。一次在车站打短工时，他听到红军准备二打茶陵的消息，二话不说沿着湘江北上。身上没钱，他就跟行商夜宿土地庙，饿了就啃树皮。快到目的地，却被红军哨兵当作奸细扭进军营。也正是在那间临时帐篷里，他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 “想当兵，怎么躲在树丛里？”毛主席问。 “找不到门路，只能守在外围。”龙开富嗓音嘶哑。 毛主席闻言沉吟片刻，递给他半块黑面饼，“吃口东西，先把肚子稳住。” 这一幕后来被老战友称作“半块饼子定终身”。第二天，龙开富正式编入队伍。当别的战士扛步枪、背手榴弹时，他挑着两只竹筐——左筐是中央档案，右筐是毛主席的手稿。起初有人取笑：“挑扁担算啥本事？”可到第一次夜渡资江，激流卷走几人，龙开富抱着浸水的竹筐死死不松手，众人才意识到里头装的不是纸，是命根子。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湘江之战损失惨重，前线急，后尾乱。龙开富用旧毯子把文稿包三层，外头再套破棉衣，扛在后背。山路湿滑，竹筐撞烂，他干脆把文件塞进胸口，一路撕开脓泡往前赶。有意思的是，过草地时他把文稿装进牛皮袋埋在肩胛骨下方，同行的战士说：“老龙，比心脏还靠里。”这句话听着像玩笑，却点破了他的执念——人丢了还是条命，材料丢了就断了指路明灯。 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对他只说了八个字：“命在，文稿也在。”此后，龙开富不再只是警卫员，还兼任文件保管、卫生协理，谁生疟疾，他第一个端药。毛主席夜里写稿，他守在油灯旁，遇到蚊虫乱飞，干脆赤膊上阵拍打。长夜冷风，他忽然想起母亲病殁那晚火塘边的哮喘声，于是把火烤得旺些，再悄悄添上一块柴，免得稿纸受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党中央决定让一批熟悉南满地形的干部北上。毛主席指着龙开富：“东北很苦，可那边需要你。”龙开富抱拳请命，“主席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到沈阳后，他从警卫员变成卫生部副部长，琐事千头万绪：打疫苗、抢药品、挖防空洞，他全都管。有人疑惑：一个大字不识的旧挑夫，凭什么坐这个位子？老兵一句话封口，“想想谁把中央文件挑到延安的。” 1955年授衔工作启动，名单来自总部，审得极严。初稿里，龙开富排在后勤系统少将序列，但签报递到毛主席案头时，主席用红笔圈了一行字——“此人功不可没，档案与心同在”。报批通过，他成了建国后首批少将中出身最草根的一位，依旧低调得像个后勤老兵。发军装那天，他把元帅、上将们的肩章抚过一遍，然后才敢摸自己的两杠一星，手抖得厉害。 到了怀仁堂，他坐在最后一排，生怕挡住别人视线。典礼结束，众人敬礼退场，他正准备跟着人群离开，却被毛主席叫住。那句“莫非把我忘了？”并非责问，而是久别后的调侃。龙开富鼻头一酸，“主席没忘，我怎敢忘！”两双满是老茧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周围的礼兵悄悄别过头，谁也没开口。 当天傍晚，毛主席在中南海设了家常饭局：小米粥、一盘家乡腊肉、几块辣椒炒豆干。菜不多，却吃了两个时辰。席间，毛主席只提了一个要求，“你回东北，卫生工作一定要抓细。部队要打仗，更要活着。”龙开富点头，眼睛里像又回到了长征路上的漫天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