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9年的一天，日本为了在京都丰国神社安葬丰臣秀吉的遗体，竟残忍地割下万历援朝

1599年的一天，日本为了在京都丰国神社安葬丰臣秀吉的遗体，竟残忍地割下万历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明朝将士耳鼻，用盐腌制后埋在神社门口，并命名为耳冢。尽管万历援朝战争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更为整个东亚带来三百年的和平，但是明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而为1644年甲申之变埋下伏笔，这当中耳冢就是最悲壮的见证。 日本京都，丰国神社前，一座特殊的土冢悄然垒起。 冢中埋葬的，并非枯骨，而是数以万计用盐腌制的耳鼻。 它们来自遥远的朝鲜战场，属于那些为捍卫大明藩屏而捐躯的明朝将士。 这场持续七年的跨国大战，根源在于日本权臣丰臣秀吉的野心膨胀。 在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妄图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 首要目标便是征服朝鲜，并以之为跳板图谋大明。 1592年，十余万日军跨海来袭，朝鲜半岛烽烟骤起。 承平已久的朝鲜军队一触即溃，三都接连沦陷。 朝鲜宣祖李昖一路北逃至中朝边境的义州，数次向明朝泣血求援。 消息传至北京，明廷内部爆发激烈争论。 主战派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代表，力陈“朝鲜为我中国不可失之藩篱”，一旦朝鲜沦陷，倭寇兵锋将直指辽东，大明门户洞开，后患无穷。 主和派或观望派则认为，不应为远藩耗费巨大国力，且情报不明，风险难测。 最终，明神宗万历皇帝却出于维护宗藩体系尊严、巩固东北边防的现实考量，以及“字小存仁”的道义责任，拍板定策：“出兵援朝！” 明军入朝作战并非一帆风顺。 初期因轻敌和情报失误，祖承训部数千明军在平壤遭遇伏击，损失惨重。 此败震动明廷，促使朝廷高度重视。 1593年，名将李如松率四万余精锐辽东铁骑再度入朝，扭转战局。 平壤一战，明军凭借火炮优势猛烈攻城，重创日军小西行长部，一举光复平壤。 随后虽有碧蹄馆遭遇战之挫，但明军总体上成功将日军压缩至朝鲜南部沿海一线。 战事一度进入议和与胶着阶段。 然而，丰臣秀吉并无真心和谈。 1597年，日军再度大举入侵，明军不得不二次东征。 这场拉锯战变得空前惨烈和消耗国力。 露梁海战等战役虽以中朝联军胜利告终，但明军也付出了邓子龙等优秀将领阵亡的代价。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为记录战功，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取代传统的首级验证。 大规模割取战死者及平民的耳鼻。 据日方史料《朝鲜物语》记载，这些“战利品”数量骇人，经盐腌防腐后，分批运回日本。 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日军失去主心骨，开始全面撤退。 战争以明朝-朝鲜联军的战略胜利告终，粉碎了日本征服朝鲜、挑战明朝的野心，奠定了东亚此后近三百年的基本政治格局。 但胜利的代价，对大明而言，沉重得超乎想象。 据《明史》等记载，仅第二次援朝之战就耗银约780万两，若算上首次出兵及各类间接支出，总额可能远超于此，近乎掏空了张居正改革所积累的国库储备。 为筹措军费，当时的万历皇帝甚至得掏出自己的内帑私房钱，并提前征收赋税。 这无疑加重了百姓负担，为明末深重的社会矛盾埋下伏笔。 其次，军力的削弱。 战争消耗了明朝最精锐的边防力量，尤其是辽东镇兵马。 大量经验丰富的将领和士兵血洒异国，据称辽东精锐损失过半。 这使得明朝东北边防力量骤然空虚，武备废弛。 正当明朝深陷朝鲜战场时，东北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却在悄然扩张势力。 他一方面巧妙地向明朝示好，甚至曾表示愿出兵助剿倭寇，以此麻痹明廷。 另一方面则趁机统一女真各部，壮大实力。 明朝无暇也无力东顾，客观上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宝贵的战略发展期，使其得以成功崛起，最终成为大明的心腹大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耳冢” 的建立，更显悲怆与讽刺。 1599年，丰臣秀吉的继承者们在京都丰国神社前埋葬这些运回的耳鼻，本意或是炫耀武功，祭祀秀吉。 然而，这座冢丘却成了日本战国时代野蛮战争习俗的永久见证，也像一座无声的警钟，记录了大明为维护区域秩序所付出的惨重牺牲。 战争的胜利，在道义和战略上值得肯定，它维护了藩属体系，确保了东北亚数百年的和平稳定。 但巨大的消耗也确实加速了明朝国力的衰落，使得在应对内部民变和新兴关外威胁时愈发力不从心，最终滑向灭亡的深渊。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客户端——“倭来了”:明朝曾遭遇了丰臣秀吉怎样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