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军统特务佟荣功落网，面对审讯，他说曾在西安潜伏过，审讯人员一惊，连忙追问：“老实交代，宣侠父是不是你杀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宣侠父受组织委派，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总理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活儿不好干，尤其是在西安这个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当时主政西安的是行营主任蒋鼎文，一个典型的国民党高官，对共产党向来是面和心不和。 宣侠父这人，是个硬骨头，也是个实干家。为了给八路军争取补给和活动空间，他隔三差五就得跟蒋鼎文“掰手腕”。开会的时候据理力争，会下还到处演讲，发动群众，宣传全民抗日。 在蒋鼎文的地盘上，有这么一个“不安分”的人，天天在你眼皮子底下“煽动群众”，还动不动就来找你要钱要粮，他能舒服吗？梁子就这么结下了。蒋鼎文开始暗中派人搜集宣侠父的“黑料”，一张张小报告雪片似的飞向了重庆。 终于，在1938年4月，一张“秘密制裁”的电令从最高层发到了蒋鼎文手上。 这种脏活，蒋鼎文自己当然不会动手。他把任务交给了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任务又层层下派，最后落到了行动组长李翰廷的头上。李翰廷挑了三个最得力的手下：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这三位，都是手上沾过血的职业杀手。 李翰廷的命令说得很明白：“秘密进行，不能引发政治活动。” 这哥仨在宣侠父住的七贤庄附近蹲了十几天，愣是没找到机会。 转机出现在1938年7月31号的下午。那天宣侠父因为有急事，没等专车，自己骑着一辆自行车就出门了。忙完工作，他骑着车往回走。当他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时，埋伏已久的三个特务像饿狼一样扑了上去。两人直接把他架上了一辆早就准备好的黑色轿车，佟荣功则负责把他那辆自行车推走，处理得干干净净。 车上，宣侠父义正词严地亮明身份：“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你们想干什么！” 特务们却笑了：“知道你是八路军的，蒋主任让我们请你去讲话！” 一听到“蒋主任”，宣侠父心里就全明白了。他知道，这趟是凶多吉少。 最终，他被带到了西安城外别动队的一个废弃篮球场。没有审讯，没有废话。特务李俊良对着他，“砰砰砰”连开七枪。一代革命者，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倒在了血泊里。 宣侠父失踪后，我党立刻派人四处寻找。林伯渠亲自去找蒋鼎文要人。蒋鼎文呢，演技是真好，一脸无辜地摊开手：“哎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怎么会干破坏合作的事情呢？我不知道，我没干！” 眼看糊弄不过去，蒋鼎文决定自导自演一出大戏，把水彻底搅浑。 他找来六个人，两个警察，四个特务。让一个警察扮演“宣侠父”，另一个扮演“重要案犯”，四个特务负责“押解”，号称要把这两人从西安押到汉口去。 这支奇怪的队伍走到商县地界，就按剧本上演了“犯人逃跑”的戏码。随后，四个特务拿着蒋鼎文亲手签发的押解公文，大张旗鼓地跑到商县县长那里报案，要求全城搜捕“逃犯宣侠父”。县长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事，又把他们引荐给了当地驻军的第一师师长谢辅三。 谢辅三一看这阵仗，也不敢怠慢，赶紧给蒋鼎文发了封电报请示。蒋鼎文回电，把那四个特务臭骂一顿，说他们“办事不利”，让他们回西安接受处分。结果呢？这四个人一回到西安，屁事没有，直接放了。 这出戏演下来，蒋鼎文成功地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给外界造成了“宣侠父是自己逃跑了”的假象。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套操作居然真的蒙混过关了。 干完这一票，特务们等着领赏金。可没想到，他们的一个上司徐一觉，没出什么力，却直接分走了一半的奖金。这下，几个出生入死的特务不干了。其中有一个人，在私下喝酒抱怨的时候，就把这事儿给秃噜了出去。他哪知道，隔墙有耳。这些话，被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听得一清二楚。情报火速传出。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我党拿着证据向南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眼看瞒不住了，蒋介石这才承认，说：“是我下令杀害宣侠父的！” 1951年佟荣功落网，这桩沉寂了13年的血案才算真正画上了句号。历史的真相或许会迟到，但它从不会缺席。宣侠父的故事告诉我们，总有一些人，愿意用生命去点亮黑暗，哪怕自己会因此而被吞噬。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