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金在吉：中国文化历史不是上下5000年，韩国古代属于中国   2025年

韩国学者金在吉：中国文化历史不是上下5000年，韩国古代属于中国   2025年刚过半，东亚史学界就被一颗重磅炸弹炸得人仰马翻。不是哪个考古遗址又挖出青铜器，也不是哪个王朝被重新定位，而是出自韩国教授金在吉的一番言论。   他公开表示：中国的文明史不该只说上下五千年，而是起码一万年起步；而朝鲜半岛的古代政权，比如高句丽和新罗，曾长期属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体系。   这不是民间论坛上的随口聊天，而是金在吉在新书《历史的真相》发布会上的正式发言，掷地有声，波澜四起。   金在吉不是无名之辈。他是首尔国立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博士毕业于哈佛，专业就是中韩古代关系史。   早年他研究的是中韩贸易，后来转向文明起源，研究越深，观点越“惊世骇俗”。   他自己倒是很坦然，说他关心的不是民族情绪，而是真相。但“真相”二字，到了韩国舆论场上，显然不太好使。   金在吉的第一个观点，是中国文明至少有一万年。他并不满足于传统“文字、城市、金属器”这三大西方标准来定义文明。   他说，文明的根本是农业和人口增长。这个思路不新鲜，苏联考古学家马松也曾提出类似看法。关键是证据。   比如河南贾湖遗址，9000年前的骨笛还能吹出曲子，炭化稻粒说明稻作农业已成规模。   再比如河姆渡遗址，7000年前的榫卯结构、纺织工具，让人怀疑那时候的木匠是不是已经有了“工会”。   还有山东的大汶口文化，0.2毫米的蛋壳黑陶杯，是不是已经代表了手工业的分工和技术传承？   这些东西摆在那儿，不能只当“史前文化”看，而应该承认它们是文明的雏形。   第二个观点更直接：古代朝鲜半岛早期政权，曾长期处于中国的政治影响和直接管辖之下。这可不是靠嘴说的，金在吉拿出了硬邦邦的实物材料。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立乐浪郡，统治平壤地区超过400年。1931年在平壤出土的“乐浪太守印”，其篆书风格跟西汉官印一模一样。   还有刘茂墓碑，写明此人是汉朝宗室，担任乐浪太守，任内修葺郡道，连开工时间“永平元年”都刻得清清楚楚。   到了唐朝，唐高宗灭掉高句丽后设立安东都护府，继续在平壤地区实施直接统治。   文物也跟上了节奏，比如出土的唐代车轴，其尺寸与西安同类出土品完全一致。这些不是“文化影响”，而是实打实的行政管理。   文化层面也不是空白。韩文《训民正音》的序言自己说得明白，“辅以训汉”，本质上是在汉语拼音体系基础上改造而来。   新罗朝服参照《周礼》图样设计，连泡菜的做法都能在唐代笔记《酉阳杂俎》里找到祖宗。   高丽青瓷吸收了宋代工艺，泰安海域沉船里打捞出来的“元丰通宝”和福建陶瓷，说明当时的中韩贸易不仅频繁，而且高度依赖中国商品体系。   问题是，这番言论在韩国国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学术讨论”的空间。金在吉的办公室被愤怒学生砸了个稀巴烂，书店也迅速下架了他的著作。   《朝鲜日报》头版直接开火：“他把我们都变成了中国人。”韩国教育部立刻发声明，坚决维护“檀君神话”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教科书不改、不删、不听。   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则相对理性。部分学者认为，金在吉提出的历史事实值得重视，尤其是对中韩古代互动的再认知。   但对于“万年文明”这个说法，大多持保留态度。良渚文化目前仍是中国官方认可的文明起点，5300年前的城墙、宫殿、玉器系统，201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金教授混淆了“文化”与“文明”的界限，这点不太严谨。西方学术界态度更冷静，普遍认为金在吉的观点属于“民族史重构”的激进派。   尽管学界早就承认中韩历史联系紧密，但“隶属”这个词还是引发了认知警惕。毕竟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尤其在东亚，容易踩雷。   其实，金在吉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汉朝，设四郡治理朝鲜半岛北部；元朝直接在高丽设立征东行省，管理到户籍。   明清时期则以册封制度维持宗藩秩序，朝鲜国王必须经中国皇帝许可，并使用中国年号。这些都是历史档案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事。   文化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几年，韩国把泡菜、端午节申遗，中国网友立刻翻出《荆楚岁时记》和晋代文献反驳，甚至连“包粽子的角度”都能争得面红耳赤。   金在吉在一次访谈中说：“真正的强国应该有勇气面对历史。”   虽然这句话在韩国被当成“挑衅”，但在中国，倒是有不少年轻学者开始关注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这些更早期的史前文明遗址。   问题的根，不在于谁的历史长，而在于历史是不是必须服务于当代身份政治。在韩国，民族统一叙事是国家构建的一部分，历史不能随便“改”。   而在学术界，尤其是跨国研究中，历史本该是一个开放的探讨空间。金在吉的遭遇，其实正体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张力。   历史不是谁家的专利，也不是谁想改就能改的工具。一块青铜器、一块碑文，可能没有声音，但它们有记忆。而这些记忆，在今天，也许比任何声音都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