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一位漂亮的秘书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没想到女秘书喝了两口，突然四肢无力，晕倒在地…… 特训班毕业典礼礼堂里，24岁的余淑衡站在台上，捧着一束白兰花往台下送。 她穿月白旗袍，头发烫成时髦的波浪卷，台底下坐的全是军统里说得上话的人物——其中最显眼的，是后排正抽着雪茄的戴笠。 那束花本来该是献给“领袖”的，可不知谁起哄说要给“戴老板”也送一束。 余淑衡后来总说，那天她根本没看清戴笠的脸，只记得他伸手接花时，手指上沾着烟味，烫得她指尖发疼。 谁也没想到，这束花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 余淑衡是中央政治大学的校花，能进特训班全凭本事。 她英语说得比老师还溜，日语能直接翻报纸，法语也能扯两句，训练时跑障碍赛比好多男学员还利索。 可就是这么个能干的姑娘，毕业没俩月就被调去给戴笠当秘书。 “小余啊，我这人嘴笨，文件堆里熬得头疼。”戴笠把她叫到办公室，桌上摆着杯热咖啡，“以后你就跟着我，帮我整理整理材料，端茶倒水也成。” 余淑衡点头应下，她不敢不答应——那时候在重庆，军统的调令比圣旨还管用，谁要是敢说个“不”字，保不准哪天就被扔进嘉陵江喂鱼。 可她到底是大学生，哪甘心只当个端茶倒水的？白天她把文件码得整整齐齐，晚上就躲在宿舍背英文诗。 戴笠起初没怎么注意她，直到有回在食堂见她和同学用英语争论莎士比亚，眼睛突然就亮了。 “小余啊，最近手头缺个帮手，跟我住公馆吧。”那天戴笠把她堵在楼梯间，手里攥着包哈德门香烟，“你表哥那事儿……军统有规矩，跟咱们做事的人不能成家。” 余淑衡脑子嗡的一声——她和表哥从小订的娃娃亲，去年两家已经开始挑嫁妆了。 可她看看戴笠腰间别着的勃朗宁，再看看墙上挂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到底没敢说个“不”字。 公馆里的日子过得像场醒不来的噩梦，戴笠总说“晚上有急事要处理”，可所谓的“急事”不过是让她陪着打麻将，或者在书房“整理文件”到凌晨。 最可怕的是那杯咖啡——她记得很清楚，那天她熬了三天整理完汪伪政府的情报，戴笠笑着递来杯热咖啡：“小余辛苦了，提提神。”咖啡是现磨的，飘着茉莉香，她没多想就喝了半杯。 再睁眼时，床头的台灯亮着，戴笠正坐在床边抽烟。她想喊，可喉咙像被人攥住了似的发不出声；想跑，腿软得像团棉花。 那天之后，她白天还是戴笠的秘书，晚上就成了他的“临时太太”。 公馆楼下停着黑色轿车，司机老王总说“戴先生吩咐了，您什么时候想出去，说一声就行”，可她知道，这哪是“想出去”，分明是“看管”。 1942年重庆大轰炸最凶的时候，戴笠让人在防空洞给她留了个单间。 她抱着铺盖卷蹲在角落，听着外头炸弹炸得山响，突然想起表哥从前给她写的信：“等打完仗，咱们就回苏州老家，种两亩茶园，养几只兔子。” 可现在，表哥的信早被她烧了，连名字都不敢提——戴笠说过，“提他，我就让你表哥消失”。 转机出现在1943年秋天。那天她整理文件时，看见一份《美国国务院留学生奖学金计划》，突然就想起大学时教授说的话：“学外语不是为了当别人的工具，是为了看更宽的世界。” 她攥着那张纸去找戴笠，手心里全是汗：“我想去美国读书。” 戴笠正摸着新得的翡翠扳指，抬头看她时笑了：“小余这是要飞黄腾达啊？” 可下一秒又敛了笑，“美国那地儿乱得很，你一个姑娘家……” 余淑衡赶紧跪下来：“我跟您发誓，学完就回来帮您做事，绝不跟任何人好！” 戴笠盯着她看了半分钟，突然一拍大腿：“成！我给你办护照，把你家里人都接去美国，省得在这儿受委屈。” 她后来才知道，戴笠早看上蝴蝶了。 那时候蝴蝶刚从香港逃出来，戴笠正琢磨着怎么把人接到身边，巴不得赶紧把余淑衡打发走。 1945年春天，余淑衡带着母亲和弟弟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码头上，戴笠站在铁栅栏后面挥手，她看见他嘴动了动，像是说“早点回来”。 可她知道，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 到了美国，她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国际关系。 在图书馆查资料时，她认识了同样留学的李忠——是个教中国历史的教授，说话温温柔柔，总给她带自己做的桂花糕。 1947年冬天，他们在教堂结了婚，证婚人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华侨。 余淑衡穿着白婚纱，看着李忠眼里的心疼，突然想起在公馆里那些被关着的夜晚——原来自由的味道，是桂花香混着教堂的钟声。 戴笠是在1946年死的，那天她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听同学说“戴老板的飞机掉在南京西郊了”。 她手一抖，试管摔在地上碎成渣。 后来报纸上登了消息，说军统局没了，戴笠的尸体都没找全。 她盯着报纸上的照片，突然想起第一次见戴笠时，他递来的那杯咖啡——原来最毒的不是药，是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