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直接走出会议厅，元老于右任赶紧追上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直接走出会议厅，元老于右任赶紧追上去：“中正，能否方便谈一谈，在离开重庆前，将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放出来”。 都说人走茶凉，但有些人的茶，就算人走了，也压根没人敢去碰。1949年1月21日的蒋介石，就是那个“走了，但茶没凉”的人。 那天，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会堂里，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老蒋在台上宣布自己第三次下野，让副总统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去跟对岸和谈。这话说完，他没半点留恋，转身就走。 就在这时，国民党里德高望重的元老，也是个大书法家——于右任，急匆匆地追了出去。他追上蒋介石，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了标题里那句话。注意一个细节，于右任说的地点是“离开重庆前”，但实际上蒋介石当时在南京。这或许是口误，或许是历史流传中的一点小偏差，但核心诉求很明确：为了和谈能有个好姿态，先把张学良和杨虎城放了吧。 这俩人为啥被关着？大家心里都有数，1936年的西安事变，在老蒋心里，那是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 面对老前辈的请求，蒋介石怎么反应的？他几乎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此事你找德邻（李宗仁的字）去办！” 嘿，这话说的，滴水不漏。表面上，我下野了，不问政事，你找现在的代总统。实际上呢？这就像一个公司的创始人“退休”了，但财务、人事、核心业务的头头，全是他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兄弟。 他确实想干出点名堂。他上台后，立马就拿释放张、杨二人作为自己推动和平的“投名状”。这不光是响应于右任等人的呼声，更是向对岸展示诚意，希望能保住“划江而治”的最后一点念想。 李宗仁动作很快，马上发电报、写亲笔信，分头派任务。 负责释放张学良的，是时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因为“汉卿”（张学良的字）当时已经被秘密转移到了台湾。 负责释放杨虎城的，是重庆市长杨森和西南军政长官张群。 陈诚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号称“小委员长”。但他跟一般只会溜须拍马的人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判断，也敢跟老蒋说几句真话。接到李宗仁的电报，陈诚心里也犯嘀咕。他觉得，都到这个份上了，再关着张学良，确实没啥意义，反而显得国民党小家子气。 于是，他给已经退居浙江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示“老板”的意见。电报里说的大意是：“老板，我觉得现在放了张学良也没啥大不了的，老关着反而累赘，不如就放了吧？您看呢？” 这封电报，现在成了研究那段历史的关键史料。它证明了，即便是陈诚这样的心腹，当时也觉得释放张学良是顺水推舟的事。 结果老蒋直接回绝了。他告诉陈诚，这事儿不能听李宗仁的。而且还给他出了个“高招”：如果李宗仁那边催得紧，你就说你根本不知道张学良具体关在哪儿，省政府向来不管这事。 程思远一听，明白了，这趟白来了，只能悻悻地飞回南京复命。 另一头，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同样石沉大海。张群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杨森更是依附老蒋才能在四川立足。这两人对李宗仁的命令，直接来了个“软顶”，就是拖着不办。 蒋介石不仅在“遥控”指挥，还留了后手。他一边让手下人敷衍李宗仁，一边秘密下令，赶紧把张、杨二人都转移，藏到更隐蔽的地方去。 负责看管张学良的特务头子刘乙光，连夜把张学良从新竹转移到了高雄的寿山要塞，藏得严严实实。而杨虎城一家，则被秘密押送到了贵阳的麒麟洞。据说杨虎城当时预感不妙，曾对看守特务说：“李代总统要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转移我？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 可惜，他的命运，根本由不得他。 李宗仁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他的“总统令”，出不了总统府的门。这场“放人”风波，把国民党内部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暴露得淋漓尽致。 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夜，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在重庆下达了那道绝情的命令。他把在大陆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归咎于西安事变。他心中的那股恨意，在最后时刻化为了屠刀。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女儿，连同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小萝卜头”，在重庆松林坡被特务残忍杀害。 历史没有如果。但回望1949年的那个冬天，于右任老先生追出去的那几步，和他那句焦急的恳求，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他想为一个即将倾覆的时代，抓住最后一丝善意和体面，可惜，他追得上去蒋介石的脚步，却拉不回一颗早已被仇恨与权力固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