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临终前，她妈妈痛骂她：你有2亿的遗产，只给我7万，你不孝！但梅艳芳不为所动：妈妈，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哥哥是什么人，每个月7万，够你花了，我不会再留给你更多。
一、病房里的遗产单
2003年深秋的香港养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钻进梅艳芳的领口，凉得像块冰。她躺在病床上，化疗后的头发掉得只剩薄薄一层，手背上的针孔青一块紫一块，却仍紧紧攥着一张折叠的纸——那是她的遗嘱，边角被手指磨得发毛。
“阿梅！你把眼睛睁开！”母亲覃美金的声音像把生锈的剪刀，剪开病房的安静。老太太穿着一身黑缎子衫，金镯子在床头柜上磕出“当当”响，“2亿遗产！你就给我每月7万？打发要饭的呢！”
梅艳芳的睫毛颤了颤，没睁眼。肺里的疼一阵紧过一阵，像有人用湿毛巾捂住她的嘴，喘口气都要耗尽全身力气。她想起三天前，哥哥梅启明来探病，手里拎着个空果篮，坐下第一句话就是：“妹，我那辆车该换了，你看……”当时她正咳得撕心裂肺，连摆手的力气都没有。
“你说话啊！”覃美金伸手想去抢那张纸，被护工拦住。老太太突然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我白养你了！从小带你跑码头卖唱，现在你成了大明星，就不管娘了！不孝啊！”
梅艳芳终于睁开眼，声音轻得像片羽毛：“妈，7万不少了。”她的目光落在母亲手腕的金镯子上——那是她去年生日送的，足金的，当时母亲笑得多开心，说“还是我女儿疼我”。
“不少？”覃美金猛地站起来，金镯子差点甩到梅艳芳脸上，“你那些珠宝、房产，随便卖一样就够我花一辈子！你就是记恨我当年打你，故意报复！”
梅艳芳的嘴角扯出个苦笑。她怎么会忘？6岁那年，她在庙街唱《卖花姑娘》，跑调被母亲用藤条抽手心，疼得直哭，却还得接着唱——台下有个茶客扔了块银元，母亲眼疾手快捡起来，塞给她颗糖：“唱好了才有糖吃。”那颗糖是橘子味的，甜里裹着疼。
护工悄悄拉了拉覃美金的衣角，指了指心电监护仪——心率曲线开始往上跳，像条挣扎的鱼。老太太却甩开护工的手，指着墙上梅艳芳的海报：“你看你多风光！演唱会一场赚几百万，我要点钱怎么了？”
梅艳芳慢慢松开手，遗嘱飘落在被单上。她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1982年她第一次拿奖，跑回家把奖杯塞给母亲，老太太摸着奖杯底座说：“这玩意儿能换套房子不？”那时候她就该明白，在这个家里，她的价值总被秤砣量着，连呼吸都带着价码。
二、庙街的藤条与支票
梅艳芳5岁那年，第一次被母亲拽着去庙街卖唱。穿的是件洗得发白的红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覃美金把话筒塞给她，自己抱着个铁皮盒收钱，藤条别在腰后，谁要是起哄说“唱得难听”，她就瞪着眼骂回去。
“《天涯歌女》，会唱吧？”母亲捏了捏她的脸蛋，指甲缝里还沾着昨天剥橘子的橙皮。梅艳芳点点头，小嗓子怯生生的，刚唱两句就被台下的口哨声吓住。藤条“啪”地抽在旁边的柱子上，母亲的声音带着狠劲：“接着唱！唱完买糖吃。”
那时候哥哥梅启明总蹲在街角的路灯下，看着妹妹被人群围着，手里转着根木棍。有次梅艳芳得了块银元，刚想塞给哥哥买冰棍，就被母亲一把抢过去：“你哥要买新球鞋，这点钱不够。”她看着哥哥转身跑开的背影，手里的糖突然就化了，黏糊糊的。
18岁那年，梅艳芳凭着《风的季节》火了。第一次领的奖金，她换成一沓沓零钱，用橡皮筋捆着放在母亲床头。覃美金数钱时，手指在钞票上滑得飞快，嘴里念叨：“够给你哥交房租了。”梅艳芳想说“我想买把新吉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看见母亲把钱塞进哥哥的口袋，哥哥笑得露出两颗虎牙，和小时候抢她糖吃时一模一样。
后来她成了“香港的女儿”，演唱会场场爆满，片酬拿到手软。母亲和哥哥的要求也跟着水涨船高。梅启明结婚，她给买了套120平的房子，装修钱全掏；母亲说邻居家的老太太戴了只翡翠手镯，她第二天就去珠宝行挑了只最好的；甚至连表哥做生意赔了钱，覃美金都打电话来：“你帮衬一把，都是亲戚。”
有次她在片场累得晕倒，醒来时护士说：“你母亲刚才来过，问你什么时候能出院，说启明想换辆跑车。”梅艳芳盯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落，突然觉得眼睛发酸——她像棵被寄生藤缠上的树，养分被吸走了，却还得拼命往高长，因为下面有人等着乘凉。
2002年她查出癌症那天，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秋风卷着落叶飘过脚边，她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半天，终究没按下去。她太清楚母亲会说什么——无非是“治病要花多少钱”“能不能先把启明的房贷还了”。
三、遗嘱上的7万块
梅艳芳立遗嘱那天，香港刮着台风。律师事务所得百叶窗被风吹得“哐哐”响，她裹紧身上的披肩，看着窗外被吹歪的树，突然笑了：“就像我这辈子，总被风推着走。”
“梅小姐，关于您母亲的生活费，确定是每月7万？”律师推了推眼镜，笔尖悬在文件上，“按您的资产，其实可以……”
“就7万。”梅艳芳打断他，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多了没用。”她想起去年母亲拿着她给的100万，转头就给哥哥买了辆限量版跑车，自己连件新衣服都没添——那些钱像泼进沙漠的水，连点响声都没有。
律师在文件上写下“港币柒万元整”时，钢笔漏了点墨，在数字旁边晕开个小黑点。梅艳芳盯着那个黑点，像盯着自己心里的窟窿：“这钱要按月给，不能一次性取。”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还要让律师盯着，不能让我哥插手。”
她太了解梅启明了。小时候分糖果，他总能把最大的那块抢走；后来她赚了钱，他三天两头来借，借了就没还过。有次她去哥哥家，看见自己送的那块劳力士，被他垫在桌腿下——他说“表走不准，垫桌子正好”。
“剩下的钱……”律师翻到下一页。
“捐了吧。”梅艳芳望着窗外的雨，“给癌症基金会，还有那些像我小时候一样，在庙街卖唱的孩子。”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拿到金像奖时，在后台哭了很久，不是因为开心，是觉得累——好像从5岁那年拿起话筒，就没真正为自己活过。
立完遗嘱的那天晚上，梅艳芳回了趟庙街。老地方的糖水铺还开着，老板娘认出她，端来碗红豆沙：“阿梅，好久没见你了。”她舀起一勺红豆，甜得发腻，像母亲偶尔对她的那些好，裹着太多算计。
“我妈总说我不孝。”她突然对老板娘说，红豆沙的热气模糊了眼镜片，“可她不知道，我给的7万，够普通人家过好日子了。”老板娘叹了口气：“人心不足啊，阿梅。”
梅艳芳没说话。她知道母亲要的不是钱，是把她榨干最后一滴血的权利。就像小时候，不管她唱得多累，母亲总能找出理由再让她多唱一首——因为台下的人还没散，铁皮盒里的钱还没装满。
四、拍卖会上的旧衫
梅艳芳出殡那天，香港的雨下得特别大。覃美金穿着黑丧服，却在媒体镜头前哭着喊：“我女儿的遗产！那些钱都是我的！”她手里举着张复印件，是梅艳芳的遗嘱，被雨水泡得皱巴巴的。
梅启明站在旁边，手里捧着妹妹的遗像，眼神却瞟着不远处的记者——他知道，这场“悲情戏”能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多捞点好处。
三个月后，一家拍卖行突然宣布要拍卖“梅艳芳生前贴身物品”，包括她演唱会穿的亮片裙、戴过的珍珠项链，甚至还有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消息一出，全香港都炸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只有她母亲能拿出来。
拍卖会那天，覃美金坐在第一排，金镯子在拍卖手册上划来划去。当那件亮片裙被拍到50万时，她突然站起来鼓掌，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
有个当年和梅艳芳一起在庙街卖唱的老婆婆，拄着拐杖来拍卖会，指着覃美金骂：“你还是人吗？阿梅在世时被你们榨，死了还不放过她！”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拐杖在地上戳出一个个小坑，“她5岁就替你们养家，唱到嗓子出血，你们心疼过吗？”
覃美金翻了个白眼：“我女儿的东西，我想卖就卖！”她转头对拍卖师喊，“那件T恤，起拍价1万！”
那件T恤是梅艳芳20岁时穿的，袖口磨破了，胸前印着个褪色的吉他图案。当年她刚签约唱片公司，拿着第一笔预付款买的，穿了整整三年——那是她为数不多，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最终，T恤被一个歌迷以10万拍走。歌迷抱着T恤哭：“这是阿梅啊……她怎么就遇着这样的家人。”周围的人跟着抹眼泪，有人举着梅艳芳的海报，上面的她笑靥如花，眼神亮得像星星。
消息传到梅启明耳朵里，他正在酒吧喝酒，对着朋友抱怨：“我妈就是傻，那件T恤至少能卖20万。”酒杯里的冰块“叮叮”响，像在替谁哭。
很多年后，有记者去采访覃美金。老太太住在梅艳芳留下的房子里，墙上挂着女儿的海报，却在接受采访时说：“她要是把钱都给我，现在日子能更好。”镜头扫过她手腕上的金镯子，还是当年梅艳芳送的那只，只是光泽暗了些，像蒙了层灰。
而在香港的癌症基金会里，有间病房叫“梅艳芳室”，墙上挂着她的照片。护士说，常有病人看着照片发呆，说“阿梅这辈子，太苦了”。
其实梅艳芳早就知道会这样。她在遗嘱的最后一页，写过一句没被公开的话：“我给的不是钱，是条界线。可惜啊，他们看不懂。”字迹很轻，像怕被人听见，又像终于敢对自己说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