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 块可以吗？” 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 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那时的莫言刚过而立之年，在军艺创作室写小说，800 块钱对他来说，确实是笔不小的数目 —— 足够贴补家里大半年的开销。 他后来在散文里写：“张艺谋穿着军大衣，眼神里有股狠劲，说要把高粱地里的野劲拍出来，我信他。” 张艺谋拿着版权合同回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时，兜里只剩不到 200 块。 他想拍这部电影想了快一年，从《人民文学》上读到《红高粱》时，就觉得那些 “颠轿”“酿酒” 的场景在脑子里活了过来。 可厂里的资金审批卡得紧，厂长说：“这题材太野，风险太大。” 他只好自己跑关系，找朋友凑钱，连当时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陈凯歌都被他拉来当 “顾问”，其实是想借点拍摄设备。 演员的事更让他头疼。女主角 “九儿” 得有股 “土劲儿里的烈”，他先是看中了中戏的史可，试戏时让她演 “颠轿” 里的挣扎，史可太拘谨，手脚放不开。 “不是哭，是恨，是不服输。” 张艺谋蹲在片场的高粱地里，给她讲九儿的心思，可史可眼里的 “怯” 总盖过 “烈”。 他咬咬牙，让副导演再去中戏看看，“找个眼睛里有火的”。 副导演带回的照片里，巩俐穿着蓝布校服，扎着马尾辫，眼神直愣愣的，像头没被驯服的小鹿。 张艺谋当即拍板：“就她了。” 第一次见巩俐，是在中戏的排练厅，她刚练完形体，额头上还挂着汗。 张艺谋让她念九儿的台词，她开口时带着山东口音，却把那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 念得掷地有声。他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就是他要的九儿。 拍《红高粱》的四个月，像一场盛大的野宴。剧组在高密的高粱地里搭了个土坯房，白天拍 “酿酒” 的戏，巩俐跟着当地老乡学挑水，肩膀磨出了血泡。 晚上围在火堆旁，张艺谋给大家讲戏，莫言偶尔来探班，带着自家腌的咸菜，看着巩俐和姜文在镜头前 “野合”，红着脸说：“比我写的还带劲。” 巩俐那时才 22 岁，第一次演电影，却敢跟张艺谋叫板。有场 “敬酒神” 的戏，她觉得九儿的笑不够疯，硬是拉着张艺谋改了三次。 直到她站在酒缸上，笑得眼泪都出来，带着哭腔喊 “好酒”，张艺谋才喊 “过”。 收工后，他递给她一块手帕：“你这股劲，跟九儿一模一样。” 巩俐接过手帕，上面还留着他手心的温度。 电影拍完，张艺谋带着片子去柏林电影节，拿了金熊奖 —— 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获最高奖。 庆功宴上，他喝多了，拉着巩俐的手说：“以后，我拍的戏，女主角都给你留着。” 那时的他，还没和发妻离婚，巩俐也还是中戏的学生，周围人的目光里有羡慕，也有质疑，但他们眼里只有彼此。 后来的合作像开了挂。《菊豆》里的压抑，《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绝望，巩俐总能精准踩中张艺谋想要的 “劲儿”。 他们在片场是导演和演员，收工后挤在租来的小屋里，他改剧本，她煮面条，日子苦却亮堂。 可这段感情终究没能扛过现实 ——1995 年，张艺谋在采访里说 “不想给她婚姻”，巩俐哭着离开，转年就嫁了新加坡商人黄和祥。 再后来，巩俐在国际影坛闯荡，演《霸王别姬》里的菊仙，拿戛纳最佳女演员提名；张艺谋则拍了《英雄》《十面埋伏》，成了 “国师”。 他们在公开场合再见面，隔着人群点头示意，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 有次在威尼斯电影节，巩俐被记者问起和张艺谋的合作，她沉默了几秒：“他教会我演戏，也教会我成长。” 2014 年，张艺谋的《归来》上映，巩俐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说：“我看了，拍得很好。” 有人说她还在赌气，她却笑着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人总得往前看。” 莫言后来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里，特意提到《红高粱》：“那 800 块钱，买来了中国电影的一段传奇。” 而那段传奇里，除了高粱地里的野性与张扬，还有两个年轻人在最好的年华里，用热爱与倔强，给彼此刻下的印记。 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有些债，欠了就是一辈子。” 张艺谋或许没给巩俐婚姻，但他给了她最鲜活的九儿。
